1972年12月14日上午九点，北京八宝山礼堂外寒风刺骨，黑色挽幛随风扬起。张震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悼念名单上，他仍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处理部队事务。广播里传出的讣告声，让身边士兵全都安静下来——邓子恢走了。
消息传到江汉平原，仅用了一段加密电报。张震沉默许久，随后让通讯员把那份电报收好，只嘱咐一句：“档案里再单独存一份。”语气平淡，却难掩失落。对他而言，这位被广大指战员亲切称为“邓老”的长者，不止是旧日上司，更像一路同行的战友与师长。
记忆被迅速拉回到一年多前。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彩旗招展，老朋友在人群中意外相逢。“老张，你从江汉赶来，多辛苦呀。”邓子恢握着张震的手，眼神依旧爽朗。两人并肩站在城楼西侧一角，远处游行方阵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却拦不住他们低声交换对农村政策的看法。张震提醒：“情况还在变，话别说得太早。”邓子恢笑着摆手：“该说的，总得有人说。”短短几句对话，如同他们二十多年交往的一张剪影——直率、务实，带着对基层的深厚情感。
要追溯这份情谊，时钟还得拨回到1941年。那年，新四军四师驻扎淮北，彭雪枫打算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政委来坐镇，第一人选就是邓子恢。此前邓子恢在闽西三年游击，部下缺衣少粮，却硬是在深山密林间保存火种，连毛泽东都称“真了不起”。四师干部听说他要来，私下猜测：闽西那位“财政部长”到底长什么样？结果一现身，是布鞋、腰带、芭蕉扇，活脱脱乡下种田人的模样，反差感让新兵直呼意外。
职务一到手，邓子恢先干两件事：整训部队，转活经济。整训他有经验，但要让淮北百姓吃上稳定口粮，需要脑筋。于是盐、棉、布、药材几路小商队被他默许出入敌占区，换回军粮；稻田试种、棉田扩种，把根据地变成“自给自足的后院”。淮北人口很快突破百万，四师兵员随之充实。张震当时任参谋长，日常与邓子恢谈作战、谈民政、谈师部校舍建设，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军队想长久立足，必须懂得算经济账。
1944年秋，彭雪枫牺牲，四师上下震动。次年华中分局成立，邓子恢被推到更高位置。对张震等人来说，失去一位战友，却多了一个能支撑大局的主心骨。解放战争中，他又转战华东、中原、中南，多次为大兵团调运百万石粮草。有人评价他“打仗不持枪，胜似千军万马”。
建国之后，农村工作部挂牌，邓子恢出任部长。不同意见开始集中：集体化节奏、征购额度、合作化规模……他的想法与一些决策相左，被批评“右倾”。即便如此，他仍坚持下乡调研。不止一次在乡村土路上，干部听到他叮咛：“政策得让农民听得懂、干得了。”这种坦率让不少年轻人佩服，也让部分人担心。张震曾写信劝他“把握时机”，邓子恢回信寥寥：“时机总在变化，立场不能变”。手书行草，笔力稳健，读来如人。
1971年那次北京相聚，饭桌上依然是农村话题。邓子恢打开带锁抽屉，取出厚厚一沓资料：湖北、湖南、江西各地农调笔记，边翻边讲。张震略皱眉，却没有打断老人兴致。半日闲谈结束，相约“有机会再叙”，谁都没想到这竟成诀别。
1972年冬，邓子恢被诊断心血管病情恶化，住进北京医院。病床前，他仍惦念正在讨论的粮食问题。值班护士曾听见他低声自语：“队里明年要少收一点。”一句话记下后被同事们当成轶事传开。可惜，就在心脏手术准备阶段，病情突然恶化。12月10日凌晨零时三十五分，监护仪静止。
追悼会当天，周恩来亲到现场。花圈里有一只写着“张震敬挽”的白底黑字横幅，却没有主人身影。武汉军区的任务脱不开身，张震只能委托警卫连送来挽联。次日清晨，他让人把会场照片装入档案袋，编号保存。同行军官问为何如此郑重，他淡淡答道：“老领导，该有交待。”
1996年，《怀念邓子恢同志》一文公开发表。作者用朴实行文，对闽西游击、淮北建设、农村改革逐一回顾，末尾只写一句：“若能再聆教诲，幸甚至哉。”此文引来不少读者留言，有感慨、有质疑，也有年轻干部表示第一次了解“邓老”全貌。事实证明，一位懂经济、知农村、重民生的老革命，即便离世多年，经验仍具现实价值。
2015年9月3日，张震在北京病逝，享年一百零一岁。老一辈革命者先后凋零，但有关他们的资料与回忆，依旧在档案馆、在史学者案头被持续翻阅。邓子恢与张震，这对在烽火中结下情谊的同志，一个以农村政策见长，一个以军事指挥称著，轨迹交错却相互映照。认真挖掘二人留下的史料、文件与书信，对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阶段的复杂抉择，仍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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