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会客室，他把清样摊在茶几上，先报账：“国家拨给的五万元只用了四万二，剩下八千三百四十元八角，我带来了。”张震接过账单，还没来得及夸一句，郭汝瑰又开口：“手还没抖，我想再写一本抗战正面战场的书，经费我自己再去筹……”话未说完，张震摆手：“别说了，我支持你。”简短两句，把多年友情和惺惺相惜都说尽。
朋友为何如此信任他？原因要追溯到十年前。1980年4月，郭汝瑰给中组部寄去三千多字的自述，详细说明自己自1928年入党、1949年起义、1950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的一切经历。重庆警备区花了半年逐条核查，最终写出一句评价——“全军区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对身边人而言，他那封信是一段尘封往事的揭幕；对郭汝瑰本人，则是兑现青春誓言的迟到仪式。
其实早在1928年，他就在武汉的破旧教室里由袁镜铭介绍入党。可命运拐了大弯：川军家庭背景、赴日留学、党组织失联……各种偶然把“一名地下党员”推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不止一次自嘲：“穿黄马褂也好，戴绿帽子也罢，只是为了有个舞台做该做的事。”在陆军大学拿第一名毕业后，他主动请调研究院，“宁可写计划，不愿打内战”，然而抗战爆发，他还是拿起指挥刀。淞沪会战，七昼夜死守阵地；武汉外围防御，他顶着满座将领的质疑把环形防线改成梯形防线，减少了大撤退的伤亡。那时的他，早已在党和国难之间选定方向，只是身份不能亮。
进入内战阶段，他坐上国防部军务署署长的椅子，手里的作战电报昼夜翻飞。淮海战役前夕，他把国民党两套方案同刻进了脑子：一份呈交蒋介石，一份通过任廉儒传到解放军前线。有人问他危险不危险，他只冷冷一句：“真理危险不危险？”方案改来改去，情报或许有滞后，但对我军判断敌意图至关重要。杜聿明后来回忆，“蒋、顾听了郭的小鬼”，无意间给自己贴上了注脚。
1949年12月11日，宜宾电台里他的起义通电击碎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最后幻想。也就在那一天，他撕掉了隐藏二十一年的面具。可新中国成立后，他没要高位，1950年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时身份写的是“起义人员”，待遇还不如“力战被俘”的王元直，他也不争。
时间推到七十年代末，学院撤销，他回到北碚一套七十平米小房。组织想给他搬进独栋别墅，他谢绝；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发补贴，他把补贴当党费全交。一次同市委书记碰面，他笑着提醒：“国产手表挺准，不必进口。”对奢靡深恶痛绝，源于亲眼见过旧军官聚财误国的下场。
台湾方面却不放过他。一篇《一谍卧底弄乾坤》的文章把国民党失败全推到他头上，“叛徒”骂名铺天盖地。老人只丢下一句：“战争胜败看人心，不看我一张脸。”用词不激烈，却把责任归宿点得分明。
再回到国防大学那个下午。张震批示后，一纸经费立项，当天就送到财务处。郭汝瑰拄着拐杖离开校园时，门岗战士敬了个礼，他还礼，语气轻松：“回去开工，还得写四十万字。”可病痛没给他太多时间，1996年一次大病让他卧床数月，他硬是在床边摆了小桌，一天写三千字。
1997年夏天，他九十岁生日，老战友们拥到重庆为他祝寿。有人悄悄问还有何想法，他说得直接：“盼着去趟台湾。”十月，他亲自送女儿去机场，途中遭遇车祸，抢救无效离世。噩耗传到海峡那边，多位旧友寄来悼词，其中一封信摊开全是空白。家人看不懂，后来翻出郭汝瑰十年前写给友人的一句留言：“别言谢，一切尽在不言中。”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