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北京西郊的风挺硬,刮得窗棱子直响。

一个连走路都要人搀扶的老头,却固执地推开身边人的手,一步一挪地敲响了另一扇门。

这不是什么普通的串门,这是国民党前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在生命倒计时的最后三个月,去见他这辈子最大的“心魔”——郭汝瑰。

谁能想到,当年统领几十万大军的杜聿明,在淮海战场上没被大炮轰垮,没被风雪冻垮,最后却差点被一个部下的“廉洁”给逼疯了。

这事儿说起来,简直就是黑色幽默。

咱们把日历翻回1948年。

那时候的南京国民党高层,是个什么德行?

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集体摆烂。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当官的忙着捞金条、换美钞,老婆姨太太们忙着转移资产。

大家都在比谁贪得多,谁跑得快。

可就在这一堆“烂苹果”里,偏偏出了个郭汝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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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时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那是核心中的核心。

但他这人怪得很,不爱钱,不沾色,家里那张沙发破得连弹簧都快蹦出来了还在坐。

杜聿明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他是带兵打仗的人,直觉准得吓人。

这正常吗?

这太不正常了!

这分明就是共产党的作风嘛!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太干净”的队友,因为在大染缸里,干净本身就是一种破绽。

可蒋介石听了这话,不仅没查郭汝瑰,反而把杜聿明训了一顿。

在老蒋看来,这那是抓间谍啊,这分明就是嫉贤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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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郭汝瑰是黄埔五期的优等生,那是“天子门生”,清廉那是人家道德高尚,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罪过?

蒋介石这脑回路,直接给了郭汝瑰一道最硬的护身符。

结果呢?

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一打响,杜聿明就感觉自己像是被剥光了站在雪地里。

他在指挥部前脚刚定下的作战计划,还没等传令兵出门,对面的华东野战军似乎就已经拿到复印件了。

那种感觉太绝望了。

杜聿明觉得自己不是在跟解放军打仗,而是在跟自己身后的国防部下棋。

每走一步,都被人死死卡住。

特别是那个著名的“徐州撤退”,本来杜聿明想得挺好,打不过我跑还不行吗?

我想把几十万精锐撤到淮河以南守江。

这时候,郭汝瑰的那支红蓝铅笔动了。

他给蒋介石出了个主意,非要让杜聿明停下来救这救那,最后还要在徐州决战。

这招太狠了,直接把杜聿明的三大兵团送进了咱们熟知的那个“口袋阵”。

当杜聿明在陈官庄被大雪和解放军围得铁桶一般时,他看着满地扔掉的卡宾枪,看着拿着银元换馒头的士兵,心里其实已经跟明镜似的。

他知道自己输在哪了,不是输在火力上,是输在了南京那个破沙发的主人手里。

1949年1月,杜聿明被俘,开始了漫长的战犯改造。

而郭汝瑰呢,后来确实“起义”了,建国后在军事学院教书,还得过红旗勋章。

两人的人生轨迹,就像是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彻底岔开了。

但这根刺,在杜聿明心里扎了整整三十年。

直到1981年这次见面。

屋里的陈设还是那么简朴,郭汝瑰也没什么架子。

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坐在一起,杜聿明已经顾不上什么客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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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辈子就想求一个确定的答案,哪怕这个答案会让他显得像个傻子。

他直勾勾地盯着郭汝瑰,问出了那句藏了半辈子的话:当年的淮海战役,你郭小鬼(郭的绰号)是不是早就跟那边穿一条裤子了?

空气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走字声。

郭汝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老上级,没躲闪,也没讲大道理。

他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说出了真相:他不光是那时候“通共”,人家早在1928年,还在四川军阀那边混的时候,就已经秘密入党了。

这几十年,那是真正的“深海”,比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还要惊险一百倍。

确切地说,他从未“变节”,因为他一直就是共产党。

这一问,迟到了三十年;这一答,却让所有的恩怨都重若千钧又轻如鸿毛。

听到这一句“是”,杜聿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那感觉,不是愤怒,反倒是一种解脱。

原来自己没疯,直觉也没错。

那场惨败,非战之罪,实乃天意。

他输给了一个潜伏了二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仗输得不冤。

据说那天临走时,杜聿明说了句大实话,说他现在反倒是佩服郭汝瑰了。

在国民党那个大染缸里,能几十年如一日保持清关(廉),不贪不占,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这得有多大的信仰撑着啊?

这次见面后仅仅三个月,杜聿明就病逝了。

他在最后未写完的回忆录里,虽然对那段历史心情复杂,但也算是放下了。

他终于明白,那个王朝的崩塌,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背叛,而是烂到了根子上,连郭汝瑰这样的人都容不下,或者说,只能逼得郭汝瑰这样的人去寻找新的出路。

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这玩意儿真挺有意思。

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的人,在晚年竟然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喝杯茶。

这也说明了个道理:当硝烟散尽,立场褪去,剩下的也就是两个被大时代裹挟的老头,在互相确认彼此的人生坐标罢了。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终年77岁。

参考资料:

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