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武汉暴雨夜徒手挖洞越狱的死硬派，后来成了老蒋最听话的救火队长，手里握着半壁江山却把自己坑进了战俘营
一九二七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武汉的一间禁闭室里跟蒸笼没什么两样。
外头雷雨交加，轰隆隆的雷声正好盖住了墙角传来的动静。
几个衣衫褴褛的军官正趴在地上，手指头都磨出了血，拿着几把破烂工具拼命在墙根底下刨土。
其中有个年轻人满头大汗，眼神里透着一股子不要命的狠劲。
这已经是他黄埔毕业后第三次蹲大狱了，说起来也是搞笑，这次坐牢的原因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在全场几千人高呼“打倒老蒋”的大会上，这哥们硬是咬紧牙关，手不举、嘴不张，活像个木头桩子。
就在看守都以为这小子是个榆木疙瘩的时候，他却在墙上掏了个洞溜之大吉。
更有意思的是，他没回老家种地，反而一路乞讨跑去南京，非要去找那个害他坐牢的人。
谁能想到呢，这个当时狼狈得像个叫花子的“越狱犯”，二十年后竟然手握国民党最精锐的半壁江山，地位甚至一度压过了那个不可一世的“西北王”胡宗南。
这就不得不提黄埔一期生的排位问题了。
坊间聊起这波人，总是言必称胡宗南。
毕竟到了一九四五年，胡宗南已经是中将加上将衔，距离正牌的二级上将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在三十几个“准上将”里头那也是排得上号的人物。
再加上他坐镇西北，手底下几十万号人，俨然一副“太子爷”的派头。
但咱们要是把目光从肩膀上的那几颗星挪开，看看实实在在的兵权，你就会发现杜聿明其实才是那个闷声发大财的主儿。
这里面有个只有内行才懂的门道，就是“司令官”和“司令长官”这中间差的一个字。
抗战胜利那会儿，“司令官”满大街都是，随便拉个兵团头头都能挂个名，看着挺唬人，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但“司令长官”不一样，那是战区的一把手，军政一把抓，相当于过去的“封疆大吏”，那就是土皇帝。
在黄埔一期这帮老同学里，真正能挂上“司令长官”这块金字招牌的，除了胡宗南，也就只有杜聿明了。
杜聿明能爬这么高，与其说是靠战功，倒不如说是靠一种近乎愚忠的“听话”。
这种特质在他早年那三次牢狱之灾里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次是被军阀高桂滋免职，就因为他死心眼，怎么都不肯归还缴获的叛军枪械；第二次是被孙传芳当探子抓了，差点就把小命交代在刑场上；第三次就是在武汉那场著名的逃亡。
在老蒋看来，能打仗的人常有，但像杜聿明这样打不走、骂不跑、即便坐牢也要表忠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自己人”。
换做别人，接二连三因为“找组织”而坐牢，恐怕早就心灰意冷回家抱孩子去了，但杜聿明偏不。
当他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南京，甚至还得靠黄埔同学会那每个月12块大洋的“救济金”养活老婆孩子时，这种落魄反而成了他在蒋介石面前最好的投名状。
这事儿吧，越想越有意思，就像现在老板选心腹，能力强的未必上位，但那种哪怕公司发不出工资还天天加班表忠心的，绝对是老板眼里的香饽饽。
这种信任到了一九三七年终于结出了果实。
当时中国要搞装甲兵团，这可是个烧钱又露脸的活儿，是个绝对的肥差。
老蒋没给胡宗南，也没给那个猛将关麟征，而是给了资历相对浅的杜聿明。
等到了一九三八年，中国第一支机械化师——第200师成立，杜聿明更是直接坐上了师长的位置。
这支部队不得了，不仅是以德国装甲师为模板组建的，甚至在成军时间上比德国人还早那么一点。
虽然当时的苏军顾问看了一眼就泼冷水，说咱们的后勤和兵员素质根本玩不转这种高科技，建议拆散了当支援火力用，但杜聿明还是借着这股东风，把部队扩编成了第5军。
这可是国民党军的一张王牌，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五大主力”之一。
说白了，这就是老蒋把家底都交给他了。
不过，手里有了王牌，并不代表就能打出王炸。
杜聿明这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实在，实再到不懂变通。
在昆仑关战役中，虽然名义上是大捷，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第5军打得并不聪明。
坦克轰隆隆冲上去了，步兵还在后面爬，结果那些昂贵的战车成了日军炮兵的活靶子，几百万买来的铁疙瘩瞬间成了废铁。
所谓的“机械化作战”，在当时很多时候打成了“添油战术”，纯粹是拿钱砸。
与其说那是杜聿明的指挥艺术，不如说是靠着邱清泉、廖耀湘这些猛将和优良的装备硬生生砸出来的胜利。
这就是典型的把一手王炸打成了相公，牌是好牌，打牌的人脑筋太死，不懂得看台面上的局势。
到了后来的远征军时期，这个弱点被无限放大，简直成了灾难。
当蒋介石一道命令让他撤退，哪怕面前只有区区三千日军的一支快速纵队，手握重兵的杜聿明也没敢下令强攻突围，而是乖乖带着几万弟兄钻进了野人山。
那场惨绝人寰的行军，让无数精锐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倒在了原始森林的瘴气和蚂蟥堆里。
几万人的白骨，就这么铺在了那片林子里，成了他愚忠的代价。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仕途上的飞升，这事儿找谁说理去。
回国后，他不仅没受罚，反而因为处理龙云事件“得体”——也就是帮着老蒋把“云南王”龙云骗去重庆软禁，自己背了个骂名——而再次高升。
一九四五年十月，杜聿明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这时候的他，手里的牌面其实比胡宗南还要硬。
胡宗南的西北军虽多，但那是“大而不强”，编制残缺不全；而杜聿明在东北带的，全是清一色的美械、半美械王牌。
甚至当时蒋介石还动过念头，想让他接替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
如果这事儿成了，杜聿明就真的能跟李宗仁、张治中这些大佬平起平坐，军衔上个二级上将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那时候的他，估计做梦都能笑醒。
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杜聿明的悲剧在于，他成也“听话”，败也“听话”。
在东北战场上，随着战局逆转，他那个并未实现的“行辕主任”梦碎了一地。
更讽刺的是，接替他的陈诚一上来就搞大动作，直接把“司令长官部”给撤了。
这下好了，杜聿明连个正经的长官头衔都没保住，从此开始了他著名的“救火队长”生涯。
从东北跑到徐州，哪里有火往哪里跳，身上挂着一堆“副总司令”的虚衔，干的却是最得罪人、最绝望的活儿。
那时候的他，就像个补锅匠，背着一口破锅到处跑，明知道补不好了，还得硬着头皮上。
成也是听话，败也是听话，这大概就是高级打工人的宿命，老板让你往东，前面是悬崖你也得跳。
回看杜聿明的前半生，简直就是一部充满讽刺的“忠臣受难记”。
他从黄埔军校毕业，花了二十年时间，从一个被人到处追捕的落魄连长，爬到了统领百万大军的“杜长官”。
他拥有过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坦克部队，指挥过最精锐的王牌军，在名义上的地位仅次于那个“天子门生”胡宗南。
但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被困在忠诚逻辑里的高级打工仔。
老蒋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哪怕前面是野人山的绝路，或者是淮海战场（国民党称徐蚌会战）的死局。
最终，这位曾经有机会冲击黄埔系“第一上将”的风云人物，没能等来他的元帅杖。
一九四九年的寒风中，他最后一次走进了高墙，只是这一次，他再也不用费劲巴力地挖洞去找那位“领袖”了。
参考资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