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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5年12月12日，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杨春灌面汤杀妻案作出一审宣判。“死缓”判决一出，迅即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手段如此残忍的杀妻案件，为什么法院会作出从轻处罚的判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被判死缓？
从夫妻拌嘴到面汤索命
2024年9月4日凌晨，陕西白水县杜康镇后洼村的“攒劲面馆”内，本应是歇业后的宁静，却被一场极端暴力彻底打破。
经法院认定，被害人吴杨莉的“不当交友之举”，直接引发了矛盾的爆发。法院认定，吴杨莉于网络聊天期间运用暧昧表述，其行为与案件发生存在一定关联，她需为此承担相应责任。
然而，细究案件细节，这一认定着实牵强。吴杨莉的娘家人和同村村民都证实，她性格懦弱老实，平日里很少与外人接触往来，更不存在线下的不正当交往。
所谓的网络暧昧，仅仅是虚拟空间中毫无实质联系的言语互动，双方甚至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这种程度的交流，就像网友之间常用“亲爱的”“家人”等称呼一样，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出轨。
与这一牵强的“过错”相对应的，是李杨春令人发指的施暴过程。根据案件调查信息，李杨春的施暴行为持续了长达五个小时。起初，他手持皮带与钢尺，对吴杨莉反复抽打。
在那一阵又一阵的抽打下，吴杨莉浑身伤痕累累，体无完肤。在殴打过程中，他还拿出菜刀进行威胁，试图进一步控制对方。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厨房那锅刚煮就、热气腾腾的面汤上。
李杨春强行撬开她的嘴往里面灌面汤。最终，吴杨莉不幸离世。经查明，其死因系呼吸道吸入过量面汤，进而引发机械性窒息。
尸检报告表明，吴杨莉身上状况惨不忍睹。除有窒息痕迹外，大面积烫伤与多处钝器伤痕遍布全身，三根肋骨断裂。更令人痛心的是，吴杨莉死后，由于体内灌入了大量面汤，腹部鼓胀得十分可怕。
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暴力悲剧，实则是李杨春长期实施家暴行径所导向的必然结局。二人的婚姻开端就充满了胁迫，当年李杨春以“不结婚就杀你全家”的恶语相逼，迫使吴杨莉不顾家人反对与他成婚。
婚后的二十余年里，他们从废弃校舍起步，远赴新疆打工攒钱，最终返乡盖房开面馆，养育了一双儿女，在外人眼中是“白手起家”的典范。
但对吴杨莉来说，这段婚姻却是一场漫长的噩梦。曾于面馆帮工的亲戚透露，李杨春家暴妻子是常事。一次，仅因饺子皮稍厚，他便抄起擀面杖殴打吴杨莉。
即便亲戚揽责，称皮是自己擀的，他依旧不罢休。面馆邻居证实，李杨春酗酒成性，酒后性情暴躁至极。生活里的琐碎小事，都能成为他对妻子拳脚相加的借口。
吴杨莉的弟弟回忆，姐姐的手曾被李杨春打骨折。长期遭受家暴的吴杨莉早已不堪忍受，曾两次向母亲提出离婚，但都被家人劝阻，这也让她失去了逃离悲剧的最后机会。
判决前的“拉锯战”：谅解书竟是“亲情绑架”来的？
2025年2月19日，陕西省白水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一审开庭审理，但由于李杨春在庭审中篡改证词，法院当时并未作出宣判。
而在判决作出前的这段时间里，围绕着“谅解书”的获取，一场拉锯战悄然上演。案发初期，吴杨莉的家人态度十分坚决。
她的父母和弟弟明确表示，不要任何赔偿，只求法院判处李杨春死刑立即执行，坚决拒绝签署任何形式的谅解书。
但李杨春的母亲却多次主动来到吴家，要求他们出具谅解书，帮助李杨春减轻刑罚，全程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语，这种态度更让吴家人感到心寒。
真正让吴家人态度发生转变的，是李杨春儿女的求情。李杨春的女儿当时18岁，已经成年，儿子17岁，正在读高中。
由于这两个孩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与爷爷奶奶这边的感情更为深厚，与母亲吴杨莉的感情则相对疏淡。在爷爷奶奶的撺掇下，姐弟俩来到姥姥家，向吴杨莉的父母哭着求情。
看着外孙外孙女痛哭流涕的模样，两位老人内心充满了挣扎，最终在亲情的裹挟下含泪签署了谅解书。
而在庭审过程中，李杨春的表现也引发了广泛争议。他辩称自己并非故意杀人，而是因为醉酒后失去理智所致，还声称用皮带、钢尺打人以及拿菜刀威胁的行为，只是想“吓唬吓唬”吴杨莉。
同时，他还指责吴杨莉存在出轨行为，但这一说法仅能提供一位亲戚的证言作为凭据，没有任何照片、录音、文字等实质性证据支撑。
除了谅解书的争议，李杨春的“自首情节”也备受质疑。虽然李杨春在案发后没有逃离现场，被警察刑拘后也对自己殴打吴杨莉致死的暴行供认不讳，法院据此认定其有自首情节并认罪态度较好。
但法律界人士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自首的认定不仅需要客观的投案和供述行为，更需要主观上的真诚悔罪。李杨春案发后的报警之举，着实耐人寻味。
尤其是结合他在庭审中的狡辩和对长期家暴的否认，其所谓的“认罪态度较好”也显得站不住脚。
从司法实践来看，亲属谅解确实会对量刑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前提是谅解的自愿性和真实性，《经济与法》曾报道过相关法律界人士的观点。
他们认为，亲属谅解作为量刑情节，其核心价值在于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但若谅解是通过胁迫、诱导或亲情绑架等方式获得的，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就会大打折扣，也难以让公众信服。
死缓落地引众怒
2025年12月12日，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人李杨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时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给出的轻判理由共有三个，分别是李杨春有自首情节、被害人吴杨莉对案件发生有一定责任，以及李杨春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然而，此三条理由，激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从自首情节来看，如前文所说，李杨春的投案行为缺乏真诚悔罪的支撑，庭审中的狡辩更是削弱了其自首情节的说服力。
从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来看，吴杨莉的网络暧昧行为无线下实质接触，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将其作为轻判理由，无疑是混淆了婚姻失当行为与极端暴力犯罪的边界。
从亲属谅解来看，这份谅解书是被害人家属在亲情裹挟下的无奈妥协，并非真实意愿的表达，以此作为轻判理由，不仅难以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反而让公众感受到了受害者的无助。
将此案件与其他同类案件相比较，其判决的争议性便愈发凸显。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过一起家暴杀妻典型案例，被告人谢某宇因与妻子产生离婚纠纷，心怀不满对妻子实施报复杀人，其作案手段同样残忍。
法院审理后认为，谢某宇主观恶性大，犯罪手段恶劣，后果严重，虽有相关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最终核准了其死刑判决。
而新华网也曾报道过广州“离婚冷静期杀妻案”，被告人赵留超在与妻子离婚过程中，持尖刀捅刺妻子及陪同人员，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于判决中清晰阐明，赵留超主观恶意昭彰，其犯罪手段残暴至极，所造成后果极为严重，此等行径必须予以严厉惩处。
对比这些案例可以看出，“手段恶劣、动机卑劣必重判”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原则，而李杨春案的死缓判决，显然与公众对这一原则的认知存在偏差。
结尾
陕西“灌面汤杀妻案”的判决，将“家暴”“量刑尺度”“亲属谅解”等诸多议题推向公众视野。三个轻判理由是否突破了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成为争议的核心。
婚姻的本质是爱与包容，需要双方的共同经营和沟通，而非暴力与控制。法律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判决不仅关乎个案的公正，更对社会导向有着重要影响。
正如新华网在相关案件报道中强调的，司法判决应当兼顾情理与法理，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目前，公众仍在关注这起案件是否会进入二审程序，量刑结果能否迎来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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