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成都刚刚解放，城里庆祝焰火还未散尽，川西丘陵间却已传出零星枪声。蒋介石的正规军被赶到海边，可数十万散兵、地痞、暗藏的特务却像散落的火星，随时可能复燃。军政干部很快发现，与战场截然不同的治安战正在逼近。
短短两个月里，绵州、雅安、崇庆相继出现小股土匪劫粮事件。地方干部缺乏武装，往往被迫撤入县城自保，大片乡村一夜之间失去统治力量。解放军在西南的主力编组尚未完成，再加上“胜利情绪”普遍存在，许多指战员认定这些乌合之众翻不了天。正因如此，匪患愈演愈烈。
1950年2月7日凌晨，崇庆县城外围突然聚集三四千匪众。县公安队阵地被火力压制，电台不断呼叫：请求增援。驻扎大邑的解放军540团9小时内急行军百里，于傍晚抵近崇庆南门。团长顾不得休整，安排一个营迂回、两个营正面压迫，夜色中打出一串曳光弹，城墙火点骤然稀疏。翌日破晓，大股土匪被击溃。
清点俘虏环节出现意外。一个身着旧军装、神态镇定的中年军官被押到团部，他主动报出身份：“原十八军180师538团三营副营长赵希荣。”审讯室里沉了数秒，记录员抬头质问：“你为什么在土匪队伍里？”赵低声回答：“形势弄错了，想劝他们投诚。”在场军官交换眼色，都明白此事绝非简单误会。
追溯时间，1月下旬，赵希荣奉命率八十余人护送征粮工作队返回崇庆。途中遭遇武装匪众伏击，地形平坦无遮无掩。就在所有人准备据地抵抗时，赵突然下令“不得开枪，谈判解决”。有意思的是，他还提议把轻机枪上交示好。连长刘国林断然反对，带着两个排强行突围，硬打六小时后伤亡过半逃出；赵却带一个排缴械投降。正因这段经过，川西军区将他定性为叛徒，并将审讯记录火速送往军区总部。
2月18日，西南军区司令部电话铃骤响。参谋长汇报完赵希荣一案，话筒那头的贺龙沉声质问：“动摇军心的祸根，怎么处理？”参谋长犹豫道：“拟判重刑，报批后执行。”贺龙厉声打断：“杀，一定要杀！留着便是变质的溃疡，早晚毒遍全身！”敲击桌面的声音透过线路清晰传到办公室里，众人面面相觑，现场无人多言。
然而，仅靠枪毙一个副营长远不足以遏制西南匪势。贺龙随即派人飞赴重庆，与邓小平会晤，两人联名上报中央，请求统一部署剿匪力量。信件送到北京的同时，各大军区也报来急电——华中、华南、华东山区均出现类似乱象，解放区农村政权遭受不同程度冲击。
3月初，毛泽东在紫光阁召集小范围会议，时间从清晨一直延续到深夜。会后，中央印发《剿灭土匪号召书》并指定黄炎培负责统筹社会面动员，限期各地成立剿匪委员会，军政民“三结合”。此举在内部被称作“第二次解放战争”。政策核心有两条：军事围歼、政治争取。对确属胁从的可登记自首；对匪首、潜伏特务必须“依法惩处，绝不宽贷”。
号召书发布不足十日，广东、广西、湖北同时启动大规模清剿。4月14日，叶剑英在广州主持公审大会，1.1万名匪首、特务被集中宣判，当日即执行枪决。快速、公开、合法，震慑立竿见影。四川盆地的暗流也开始收敛——曾经夜里撸枪点灯的山头，一夜之间火光全灭。
但情况很快出现变形。部分土匪转入黑夜深山，改用家族、宗教等隐蔽网络报复农民骨干。报表上“被杀积极分子”数字持续增长。1951年春，福建前线部队为夺岛正做最后准备，毛泽东却下令：“先稳住后方。”东南沿海六个军暂停金门作战计划，分批开进闽赣交界山区，执行剿匪与清乡双重任务。
战线拉长，对后勤、情报提出全新考验。西南方面，贺龙与邓小平把“地方武装”重新整编为“群众自卫队”，辅以“家家户户联保”制度。每村设联络员一名，夜间巡逻、昼间广播，强调“百姓自护”。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组织方式后来直接影响了民兵制度的成形。
1953年底，中央军委统计：全国共歼灭土匪及特务团伙两万余股，俘获枪支五十七万支；其中四川剿匪数占全国四分之一。赵希荣事件被写进《西南剿匪案例汇编》，标注为“典型的军内腐化与匪患勾连”。卷宗第一页仍抄录贺龙的那句话：“毒瘤不剜，必反噬躯体。”
至此，新政府在广袤乡村真正站稳脚跟，粮秩序恢复，治安网络延伸到山谷沟壑。那些曾经夹杂在逃兵、特务、地痞中的各色人等，要么伏法，要么归农。剿匪行动虽然耗时三年，却以雷霆手段换来相对持久的内部安定，为随后推开的土地改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扫清了最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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