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里的某一个深夜，在从香港驶向上海的“加拿大”号邮轮之上。余美颜将随身所带的槟榔木匣递交给茶房。木匣之内装满了捆扎得十分整齐的情书以及一本手稿。她指着海面突然笑出了声，说道：“这些纸片比人更重情义”。之后便跳进了那漆黑的浪涛之中。
三天之后，《摩登情书》的校样送到了出版社。扉页之上印着她最后的批注：“这本书售卖完毕的时候，就是我灵魂得以安息的时候”。这充满戏剧性的生死相互交错的情况，如同她那短暂却又十分浓烈的一生一样。她总是在极致的反抗和彻底的绝望之间来回摇摆。在1900年的时候，在台山余家的宅院之中，满月宴的抓周礼上摆放着算盘和《女诫》，可是女婴却紧紧抓住一本《泰西新史揽要》不放开。当时父亲余大经仅仅把这当作是一种巧合，没有预料到这预示着女儿会成为旧礼教的爆破手。在余美颜的高小毕业照当中，她穿着西洋的蕾丝裙，而女同学还穿着立领的旗袍，这超前的审美后来成为了她的标志。
有那么一次课堂辩论，她便称“卓文君私奔才是真正的女权”，这使得古板的先生被气得摔了戒尺。而真正给命运埋下伏笔的，是她偷偷阅读了母亲所藏着的《娜拉》。易卜生笔下出走的女人，成了她之后所有抉择的模样。我认为她的悲剧从1918年那次阴差阳错的逮捕就已经确定了。刚到达广州的第一天，由于海军总长程璧光遇刺而全城戒严，她那时髦的波波头搭配墨镜被警探当作“女间谍的特征”。虽然被姨夫保释了，但是拘留的记录成为了婆家休妻的铁证。更为离谱的是，父亲为了洗刷“家教不严格”的污名，竟然把她送进习艺所进行改造。
这种“新式的监狱”会教授纺织缝纫，同一间牢房里关着拐卖妇女的人和吸毒的人。一年之后她出狱，学会了用缝纫机绣花。她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贞洁牌坊是男权社会的刑具。但是说她纯粹地放纵也不太正确。
1925年她和南海县长儿子居住在一起的时候，认真地记录账本上的每一笔开销，想要证明自己不是坏女人。县长太太勒索两万大洋，她还真的跑遍京津沪去筹集钱财。在偿还债务的时候，专门用红纸包好钱并且附上清单。她这样的较真，反而表明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是多么的残酷——男人的浪荡被算作风流，女人追求自由却成了堕落。后来她在书里这样写道：“他们骂我是荡妇，却抢着收藏我的情书，就像偷舔蜜糖又嫌粘手的蚂蚁群”。这么来看《摩登情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很多香艳的细节，而在于它是民国女性欲望的一个标本。
书中存在着137封情书。有留法的学生运用济慈的诗作来进行表白。也有军阀副官所撰写的错别字满篇的土味情话。这个男性群体形象如同光谱一般。比任何学者的论文都更为真切地折射出时代的情感架构。可惜那时候文人一方面在谩骂一方面却在抢购。书商为了炒作价格弄出“与三千男欢好”这样的噱头。反而掩盖了文章的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她想要挣脱的方式总是带着儿童般的决绝。听说有个富商嫌弃她价格昂贵。把谈好的三千大洋削减到了一半。她直接站在亚洲酒店的窗口撒钱。纸币飘落的时候她呼喊：“这1500当作我给乞丐的布施！”这在泼天富贵之下的凄凉，比祥林嫂捐门槛还要刺眼。
之后她去当了尼姑。有一个追求她的人追到佛堂给她送胭脂。老尼姑驱赶她的时候还叹息着说：“佛门是没有办法度化红尘当中的印钞机啊”。原来连青灯和古佛都不看重她太有活力。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去世之后的那件事情。
跳海那一年，明星杨耐梅拍摄《奇女子》这部电影来纪念自己。电影的票房全部捐给妇女救亡会。她的亲妹妹一辈子都不承认这个姐姐，直到2000年台山修县志的时候，后来的人才把“余美颜”补充进《侨乡人物卷》。
这种错位的铭记和遗忘，就像她生前最喜欢的《更漏子》里的词意：“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夜雨不管愁人的痛苦，就那样敲击着千年的石阶。所以在翻阅民国女性史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她遗书里的那句话“来世做纯洁的女子”。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妥协，仔细品味却是最严厉的控诉：当纯洁需要靠轮回来换取的时候，当下的世道得有多污浊？如同她抛向空中的银元，最后都沉入海底，两岸的看客还在争论：那到底是无耻卖身的钱，还是自由的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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