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刚开幕没多久，一幅画突然成了焦点。
不是哪个欧洲皇室的肖像，也不是哪位名人的手迹，而是一位中国老太太的画像。
那时候，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认识她长什么样，但名字他们是听过的——慈禧太后。
画的旁边挂着一块牌子：“大清国慈禧皇太后”。
这事儿有点奇怪。
因为在西方报纸上，慈禧的形象一直挺吓人。
法国人干脆直接把她画成披着龙袍、手拿骷髅的“东方巫婆”。
可眼前这幅画里的人，却端庄得很，穿戴华贵，神情从容，完全不像传说中那个“掌控中国命运几十年”的铁腕女人。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往回翻几年，线索就慢慢清晰了。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一路上风餐露宿，狼狈不堪。
等她再回到紫禁城，整个国家的面貌已经变了。
清政府签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国库空了，面子也没了。
外界怎么看她？“昏庸残暴、对外软弱、对内冷酷”。
这些标签几乎成了慈禧的代名词。
可她不是没感觉。
那时候她已经快七十岁了，身体每况愈下，但脑子还清楚得很。
她开始意识到，除了枪炮和银子，国家在别人眼里到底是什么样，也很重要。
她想改变点什么。
可不是靠谁写几篇文章就能扭转西方舆论的。
在那个年代，形象传播靠的是画报和展览。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干脆请个西方人，给她画一张画像。
画得好不好先不说，至少别人愿意看。
这时候，美国驻清公使夫人出面了。
她带来一位年轻女画家，叫凯瑟琳·卡尔。
美国人，巴黎学过画，擅长肖像。
这姑娘当时也没想到，自己会接到这样一个活儿——为慈禧太后画官方肖像。
说实话，这差事不好接。
慈禧画像那会儿，已经对摄影不排斥了，甚至还有自己的御用摄影师——裕勋龄。
可她始终更信画像。
因为画可以改，照片改不了。
她想要的不是镜子里的自己，而是她心目中“该有的样子”。
凯瑟琳进宫之后，很快发现，这幅画不是画一张就完了的事。
慈禧不是每天让她画，画师只能靠照片、短暂的会面和太监宫女的描述拼凑细节。
慈禧对细节极其挑剔，一开始不吭声，画完之后才一处一处指出来要改。
比如耳坠太短了，手指太粗了，宝座颜色不够庄重。
还有一次，慈禧盯着画里自己的神情看了半天，淡淡地说：“这眼神太锐利，不像哀家。”
凯瑟琳压力大得很，晚上在住处经常睡不着觉。
她后来写回忆录说，那段时间连做梦都在改画。
可她也知道，这画一旦出了问题，轻则作品被退，重则可能惹怒当局，后果难料。
画了整整五个多月，慈禧终于满意了。
她说：“这幅画像个正经的太后。”
就这样，这幅画像跟着其他展品一块送到圣路易斯，挂在了展馆中央。
那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还停留在鸦片、长辫子和功夫片的阶段。
突然看到一个看起来既威严又优雅的中国老太太，多少有点意外。
“原来她长这样？”成了不少来访观众的第一反应。
展览期间，有不少媒体报道了这幅画像的来历。
凯瑟琳也被请去做了几场讲座，说自己是怎么在故宫里画画的，说慈禧是个多么有主见的女性，说这张画像“没有任何夸张，是完全真实的样子”。
可如果拿这幅画和慈禧的照片一对比，差别还是很明显。
照片上的慈禧，脸型更宽，眼神更直接，整个人更有压迫感。
而画里的她，眉眼柔和，脸色红润，甚至有几分慈祥。
有人说凯瑟琳是美化了慈禧。
凯瑟琳死活不认，说自己是“忠于真实”。
不过画有没有修饰，其实也不难判断。
慈禧本人当时就把这张画叫作“最像的一张”，这就说明她对“真实”的定义，和现代人理解的不太一样。
她要的不是一个镜像，而是一个“站得出去”的形象。
这幅画像后来没能回到中国，先是在美国展览一段时间，之后被私人收藏，最后进入博物馆。
一直到现在，还在美国某处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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