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桂英这辈子，就没从13岁那年爬出来过。那个紫色小玻璃瓶，是她活下来的唯一念想：那是娘留给她的最后一点东西。
1928年，雷桂英生在南京江宁汤山镇的农家。1941年，南京沦陷第四个年头，汤山成了日军的据点，街上晃荡的全是挎着步枪的日本兵，踹门抢粮、拖人当苦力的事儿，天天都在上演。那年她刚满13，却被同村一个汉奸盯上了。
那汉奸揣着坏心眼，跟她爹妈说：“城里有个纺织厂，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三块大洋，够你们买半年的粮食。”爹妈被穷日子逼得走投无路，哪里还辨得清真假。临上路前，娘连夜缝了个小布包，把那个装着草木灰药膏的紫色小瓶子塞进去，攥着她的手反复叮嘱：“哪儿磕着碰着了，就抹一点，别亏着自己。”爹把她送到村口，低着头说了句“好好活下去”，她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和爹娘的最后一面。
跟着汉奸走了不到两里地，就被拽进汤山一处高墙围起来的院子。大门落了锁，几个日本兵挎着军刀守在门口，雷桂英转身想跑，却被汉奸一把推倒在地。当晚，一个日本兵踹开她的房门，她吓得缩在墙角，哭着喊“娘”，可哭喊没用，被硬生生按住。撕心裂肺的疼涌上来，她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等醒来时，地上一片狼藉，她这才知道，自己进的不是工厂，是日本人的慰安所。
从那天起，她就没过上一天人的日子。天不亮就被看守揪起来，一波又一波的日本兵进进出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应付6个人。稍微皱一下眉，换来的就是耳光和脚踢。有一次她实在撑不住，瘫在地上不肯起来，被看守用皮带抽得浑身是血，还是被拖进了房间。同屋的几个姐妹，有的被折磨得疯疯癫癫，抱着枕头喊“放我回家”；有的实在熬不下去，趁看守不注意，在房梁上上吊自杀了。雷桂英也想过死，可每次摸到胸口那个紫色小瓶子，她咬着牙把眼泪咽回去：得活着，活着才有机会出去。
这个小瓶子，是娘用攒了半个月的鸡蛋换的，里头的草木灰药膏，专治磕碰的小伤口。进了慰安所没几天，药膏就用完了，她舍不得扔，就用它偷偷接雨水。院子里的水被日本兵糟蹋得又脏又臭，雨水就成了她的救命水。身上的伤口烂了，她就撕块破布条，蘸着雨水擦一擦。这个小小的瓶子，成了她在地狱里活下去的唯一指望。
这样的日子，她熬了整整四年。直到1945年夏天，日军败局已定，汤山的日本兵慌慌张张地收拾东西撤退，慰安所的看守也跑了，没人再盯着她们这些“玩物”。她趁着半夜，用石头把后窗那根松动的木条砸开，光着脚逃了出去。她不敢走大路，专往庄稼地、荒坡跑，就怕被日本兵抓回去，再入那个火坑。
她在山洞、破庙里躲了十几天，直到听见村里人喊“日本人投降了”，才敢慢慢往家走。可推开家门，爹妈早就没了踪影。邻居告诉她，她走后没多久，爹妈因为不肯把粮食交给日本兵，被活活打死了。雷桂英瘫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这世上，她就只剩那个紫色小瓶子了。
住在村里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有人故意绕着她走，还有人偷偷骂她“不干净”。她张了张嘴，想说说自己是怎么被骗的，怎么遭的罪，可那些话到了嗓子眼，又咽了回去。她把小瓶子藏在箱子最底下，用旧棉袄裹了一层又一层，再也不敢拿出来。
为了活下去，她嫁给了邻村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生了几个孩子。她拼命干活，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全包了，想让累把过去的事儿盖住。可每到夜里，那些噩梦总会找上门，她常常哭着醒来，胸口的瓶子硌得她生疼。丈夫问她怎么了，她只说“做了个噩梦”，从没敢提过那段经历。
犹豫了三天，她打开那个尘封了63年的箱子，拿出那个紫色小瓶子。她跟着工作人员去了纪念馆，当着所有人的面，第一次把13岁那年的事儿，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说着说着，她就哭了，63年的委屈、痛苦，终于全倒了出来。
她跟人说：“我不是要啥补偿，就是想让后人知道，日本人当年在咱们中国，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她把那个紫色小瓶子捐给了纪念馆，“让它当个证据，别让后人忘了这段罪”。
2007年，雷桂英在南京走了，享年79岁。她的骨灰埋在了汤山的山坡上，旁边放着那个小瓶子的复制品。这个苦了一辈子的女人，用63年的沉默，守着一段屈辱的历史，最后用迟暮之年的勇气，把真相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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