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1日凌晨三点，北京医院的灯光透着微黄。守在走廊里的医护人员屏住呼吸，何香凝的心电图终于停在了最后一条直线。当天下午，宋庆龄扶着护士的手臂来到病房门口，停留几秒后，缓缓举手行了一个告别礼。走出医院，她让卫士准备信纸，“得马上告诉梦醒”。
信写得极快，却一笔不乱：“如果我两膝还能支撑，我一定亲自护送她——”落款处的笔锋微颤，字迹明显比往日粗重。熟悉宋庆龄书信的人都清楚，出现这样的痕迹，多半是她情绪波动太大，以致握笔用力。
廖梦醒收到信时人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信封还带着北京初秋的凉意，她反复摩挲第一页，仿佛能听见宋庆龄压抑的叹息声。两位老人相互扶持半个世纪，信笺早已成为比电话更稳妥的纽带。
把镜头拉回1915年。那年冬天，11岁的廖梦醒跟着父母去日本参加孙中山、宋庆龄的婚礼。宾客云集，新娘身着白纱，耳边的珍珠耳坠闪着暖光。小姑娘忍不住用日语对宋庆龄说：“Aunty，将来我也想戴这条项链。”宋庆龄弯下腰轻轻一笑，这个小插曲让两人产生了最初的亲近。
短短四年后，广州的执信学校迎来新学期。廖梦醒住在总统府，每天午餐都和孙中山、宋庆龄同桌。孙中山常用英文问她功课，宋庆龄则监督她背单词。那种氛围，让英语成了廖梦醒的“生活语”，为她后来处理国际事务奠定了底子。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共地下交通线像毛细血管一样铺向全国。李少石在江苏省委搞宣传需要一位熟练英语的助手，组织点名让廖梦醒上场。她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公开渠道协助宋庆龄与国际友人沟通。凡有陌生面孔出现，她先用英语几句寒暄，再扫一眼对方口音，就能判断来自英国还是美国。宋庆龄评价她：“梦醒把秘书干成了桥梁。”
香港时期尤为忙碌。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成立，物资、资金、舆论都要有人牵头。廖梦醒既当办公室主任，又兼财务主管。孔祥熙手握香港金融命脉，外人很难绕过他调动现款。偏偏宋庆龄要给八路军前线筹备医疗器械。廖梦醒穿着旗袍、戴着细边眼镜去见孔祥熙手下的出纳，聊投资、谈利率，最终拿到大笔现钞。她回到“保盟”时只说了句：“现钱版子到手，今晚可以开汇票。”语气轻描淡写，却为根据地挽回无数伤员。
李少石牺牲那天是1945年10月8日。枪声响过的上午，廖梦醒抱着血迹斑斑的外套失声痛哭。傍晚，周恩来递来一封宋庆龄亲笔信：“北上工作，事不宜迟。”短短一句调令，含着深意——革命需要她，宋庆龄更需要她。
1949年初夏，周恩来让廖梦醒与邓颖超一道去上海，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政协。两人敲开宋宅大门，宋庆龄坐在沙发里看报，没有抬头。几秒后，她听见熟悉的脚步声，“Aunty！”廖梦醒脱口而出。宋庆龄放下报纸，眼底霎时泛红：“小梦醒，竟认不出你了。”
进入50年代，廖梦醒在北京市政协、中华妇女联合会之间来回奔波，宋庆龄则忙于外事活动。两位老友见面的机会骤减，信件却日益频繁。有人统计，1970—1975年间，宋庆龄写给廖梦醒的英文信多达一百六十余封，平均每十天一封。
1972年夏天，北京潮湿闷热。宋庆龄在钓鱼台的寓所里咳嗽不断，膝盖红肿得厉害，一坐就是半小时才能站起。即便如此，她仍坚持去医院看望何香凝。护士提醒她需要轮椅，她摆摆手：“能走就走。”
外界普遍认为，宋庆龄与何香凝的关系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立场，其实更深一层是惺惺相惜。两位夫人同样经历丧夫，同样以笔墨或演讲为武器，从南洋集会到欧美巡回，为中国抗战募捐呼吁。何香凝擅画虎，一笔下去筋骨毕现；宋庆龄善写信条，温文之中见锋芒。不同路数，却相互补位。
何香凝去世五天后的追悼会，宋庆龄读悼词时声音沙哑，有两处停顿明显。台下廖承志红着眼说：“宋奶奶，您慢一点。”她挥手示意不用帮扶，继续念完最后一句。仪式结束，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轻声一句：“她解脱了。”
外宾离场后，宋庆龄让秘书备车回官邸。途中她突然开口：“梦醒会想哭，你们把我那封草稿寄出去，别拖。”秘书答应。那封信就在翌日抵达上海——字句间没有一句空洞安慰，都是切实的健康叮嘱与处理后事的建议。
信里提到“若两膝能支撑，必亲自送行”。知情人都知道，宋庆龄此时罹患多种慢性病，爬楼梯都困难，却依然想为何香凝送最后一程。
时间再次快进到9月中旬，廖梦醒回信：“痛失家慈，承您关怀，病体渐稳。”短短一页，却在落款处补上一行小字：“Aunty，保重膝盖。”
两位伟大的女性在各自住房内继续写信、继续工作。文稿堆里夹着信笺，信笺后面是厚厚的档案。她们把悲痛折叠，放进行李箱，再把注意力转回工业、教育、妇女儿童事业。对外人而言，这或许是铁石心肠；对她们自己，却是日常。
多年以后，研究者翻开那批泛黄信件，才明白“如果我两膝能支撑”八个字背后的重量——不仅是追思，更是一种行动宣言：只要还能站起来，就要为友人尽最后一分礼数，为国家再多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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