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火南京城：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是什么反应？|延安|血火南京城|谷寿夫

1946年冬，南京雨花台刑场的寒风里，70岁的松井石根被押赴刑场。这位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低头时，或许不会想到，八年前那场持续六周的血腥浩劫，曾让中国两位最高领袖在不同的角落里，燃起同样滚烫的怒火。

当时有位叫李秀英的孕妇，被日军刺了三十多刀，肠子都流了出来，硬是凭着一股劲活了下来。她后来回忆，昏迷中总听见有人喊“中国不会亡”。这句在血火中传出的呐喊，恰恰是蒋介石在武汉的办公室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共同的心声。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的消息像块巨石砸在中国的土地上。但那会儿通讯基本靠电报，还经常被日军干扰，真实的惨状并没有立刻传遍全国。蒋介石带着国民政府刚撤到武汉，每天桌上堆着一尺多高的军情电报，全是坏消息。他本来就有胃病，那段时间常常疼得直不起腰，夜里靠吃安眠药才能合眼，可躺下没一会儿又会被噩梦惊醒。

有下属后来回忆，蒋介石那段时间脾气特别暴躁，看到前线溃败的电报就摔杯子，但更多时候是坐在沙发上发呆，手里攥着个刻着“雪耻”的玉佩。直到1938年1月22日，一份贴着照片的详细报告送到他面前——照片上，长江边的尸体堆得像小山，老人孩子的遗体被随意丢弃，孕妇被开膛破肚的惨状触目惊心。

蒋介石拿着报告的手一直在抖，书房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他在日记里写下“同胞之痛苦极矣”，字迹比平时重了不少，墨水都渗到了纸的背面。之后好几天，他的日记里全是关于日军暴行的记录，连吃饭时都让秘书念幸存者的证词，常常吃到一半就放下筷子，脸色铁青。

这会儿的延安，比武汉更闭塞。毛泽东是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电报，才第一次听说南京出事了。但电报里只说“城破，军民伤亡惨重”，具体惨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楚。直到1938年2月，《新中华报》的记者冒着风险从沦陷区逃出来，带来了一沓厚厚的材料，编辑部的人看完当场就哭了，立刻排版刊发了整版报道。

那天毛泽东正在给抗大学员讲课，听到消息后立刻中止了课程，把周恩来、朱德等人请到自己的窑洞里。窑洞的油灯下，几个人围着那张报纸看了一整夜。毛泽东平时烟瘾大，那天抽光了整整一包烟，烟灰缸都满了。他指着报纸上“日军屠杀平民三十万”的字样说：“这个账，必须算清楚，而且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蒋介石那会儿的重心很明确——找外援。他太清楚，中国单独跟日本耗，家底迟早要被打光。1938年5月，有人给他送来一批刚冲洗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照片，他一张张翻着，翻到第三张就背过身去，肩膀不停抽动。过了好一会儿，他转过身对侍从室主任说：“把这些照片整理好，分发给各国驻华使馆，还有那些外国记者，让他们看看日本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英国记者田伯烈当时正在上海采访，收集了不少日军暴行的资料，想出版成书却缺资金。蒋介石听说后，立刻让人从国库拨了一笔钱给他，还特意交代“不要提政府资助的名义，就说是民间人士的支持”。这本书后来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里面全是外国传教士、医生的亲身经历，在欧洲出版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国家的报纸都转载了里面的内容，日本政府的辩解瞬间成了笑话。

蒋介石还让人成立了三个调查委员会，跑到南京周边找幸存者做笔录，收集日军留下的武器、文件，甚至连日军写的家书都不放过。有个调查员后来回忆，他们在南京郊区的一个防空洞里，找到了一堆被日军烧毁的平民身份证，拼了三天三夜，整理出两千多个遇难者的名字。这些材料后来都成了东京审判时的铁证。

毛泽东的做法不一样。他没那么多外交资源，就从根上做文章。1938年7月，延安的窑洞里传出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声。毛泽东在里面专门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性”，说南京大屠杀不是偶然，是这群侵略者骨子里带的恶。他用陕北的土话解释：“日本就像一头饿狼，闯进咱们家里咬了人，你光喊疼没用，得拿起棍子跟它拼，还得让邻居都知道这狼的德性。”

那会儿延安的印刷条件差，《论持久战》都是用油印机一张张印出来的，学员们传着看，纸边都翻得起毛了。有个从南京逃到延安的青年，看完后在扉页上写了“报仇雪恨”四个大字，后来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战死在平型关战役中。毛泽东得知后说：“这样的青年越多，咱们的仗就越有希望打胜。”

1939年秋天，《日本在沦陷区》这本书要出版，编辑特意跑到延安请毛泽东写序。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熬了两个通宵写完。序里没喊口号，就是说要把日军的暴行记下来，传给子孙后代。这本书后来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沦陷区，很多人看完后偷偷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有个上海的工人说：“以前觉得日子没盼头，看完书才知道，全国都在跟日本人干，咱不能当孬种。”

时间一晃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就面临一个大问题——怎么处置那些战犯。蒋介石这会儿在重庆，接到了无数封要求严惩战犯的电报，老百姓的情绪特别激动，有的甚至跑到国民政府门口请愿。

1946年2月，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第一个受审的就是谷寿夫，他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南京大屠杀时他的部队最残忍。公审那天，励志社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500多个幸存者站出来作证。有个老人当场脱下衣服，露出身上的刀疤，指着谷寿夫骂：“你看看这是不是你手下干的！”

谷寿夫一开始还狡辩，说自己“不知情”，结果法官拿出了一堆证据——有他部队的作战日志，里面写着“清扫城内残敌，格杀勿论”；还有士兵的家书，说“长官让我们随便杀，不用负责”。蒋介石专门给法庭打电话，就说一句话：“证据确凿，依法严惩。”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在雨花台被枪决，行刑时周围挤满了老百姓，有人举着“血债血偿”的牌子，哭声和欢呼声混在一起。

不过蒋介石在战犯问题上也留了一手。他说“抗战是为了正义，不是复仇”，下令释放了一批罪行较轻的日本战俘。更让人费解的是，1949年1月，南京法庭居然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这个人可是侵华日军的老油条，从20年代就开始侵略中国，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消息传出来，全国都炸了锅，共产党立刻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却不管不顾，让冈村宁次坐着美国轮船回了日本。后来才知道，他是想留着这些日本人，以后帮他打内战。

毛泽东那会儿虽然没直接参与审判，但一直没闲着。他通过新华社发表评论，把日军的罪行一条条列出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些战犯干了什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下的第一个关于历史教育的指示，就是让教育部把南京大屠杀写进课本。有次开会他说：“这些事儿不能忘，忘了就是对死难同胞的背叛。”

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中国的日本战犯有一千多个。毛泽东提出“教育改造”的政策，不是简单地杀了了事，而是让他们去参观南京大屠杀遗址，听幸存者讲故事。有个叫东史郎的战犯，一开始还嘴硬，说自己没杀人，直到看到一个老太太拿出当年他抢走的银镯子，才当场跪下认错。这些战犯后来大多真心悔改，回到日本后还写文章揭露日军的暴行，成了反战人士。

在怎么记住这段历史上，两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蒋介石特别看重档案保存，他让人把收集到的照片、证词、文件都整理好，锁在专门的仓库里，派军队看守。1948年，他批准在南京建“抗战史料陈列馆”，专门展示日军暴行的证据。可惜那会儿国共内战打得厉害，这个陈列馆没建完他就退到台湾去了。到了台湾后，他还是没忘这事儿，让教育部门把南京大屠杀写进台湾的课本里，要求学生必须背诵遇难人数。

毛泽东更注重让普通人参与进来。1951年，他指示各地收集南京大屠杀的文物，不管是老百姓家里的旧照片，还是日军留下的武器，都要好好保存。60年代的时候，有个南京的老人捐出了一本日记，里面记着1937年冬天他看到的惨状，毛泽东特意让人把日记送到历史博物馆收藏。1985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成，里面很多史料都是那会儿收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