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是南开大学韩铁教授1997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时的博士论文，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我国学者关于基金会与知识生产研究最早和最为深入的专著之一，本书依据福特基金会的一手档案，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了冷战背景下福特基金会中国学项目的启动、运作和扩展过程，具有很高的学术和政策参考价值。

本书在第一、二章通过《盖瑟报告》、《斯贝司报告》和《兰格报告》，依次向读者展现出福特基金会在指导方针、国际项目和中国学项目方面的系统构想和宏伟蓝图。第二至五章详尽考察福特基金会从1950年代开始资助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汉语教学和名人传记编纂，到不断加强当代中国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应用，并借助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建立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中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全面管理华盛顿、哈佛等美国大学中国学机构和学者的研究与教学项目，再到向美国之外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洋文库等中国学机构提供资金，直至1974年开始资助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1988年正式设立驻北京办事处的恢弘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福特基金会的中国学项目“不仅从学术机构延伸到非学术机构，从学科发展扩及到政策研究，从面向专家发展到唤起公众，而且从美国走向了世界，影响遍及欧洲、亚洲和大洋洲。在中国项目的所有这些活动中，福特基金会不仅是一个资金提供者，而且是一个机制建设者、项目设计师和组织协调人。”（p.292）特别是福特基金会的海外活动，逐渐形成了中国学知识生产（书中作“获得”）、传播和应用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体系（p.36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韩铁教授在本书的导言和结论部分通过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的“文化主导论”（Cultural Hegemony）理论，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福特基金会真正寻求的是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权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繁荣昌盛（p.345）。福特基金会在支持中国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同美国政府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始终有自己的目标和行动日程表；虽然深受冷战和学界利益的影响，但具有长远利益观、服务于“延展国家”的长远目标，远远超越了“国家安全国家”和“学界圈地”的狭隘性，实际上服务于美国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长远与根本利益（p.9）。正因于此，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并不寻求对中国学学者具体学术观点的干预，也不同于“国家安全国家”的政策情报分析，而是选择将项目细节交给学校当局、将项目管理交给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将中国学的规划安排交给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转而通过对总体方向观的把握，致力于构建美国在世界中国学中的主导地位（p.364）。

《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

作者：韩铁

出版时间：2004年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序（1）

导言（1）

第一章 历史关头：冷战、麦卡锡主义和理性慈善（13）

第二章 初试龙潭：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出炉及其早期运作（72）

第三章 十年飞跃：中国学在美国学术界的大发展（130）

第四章 象牙塔外：中国问题的政策研究、公众教育和国际努力（222）

第五章 跨越大洋：从美国的中国学到中国的改革（305）

结 论 从葛兰西的 “文化主导论” 看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352）

参考文献资料目录（373）

结 论

从葛兰西的“文化主导论”看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

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发展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它在美国中国学领域20多年的非凡建树，是无法仅仅用冷战时代的“国家安全国家”来解释的，也是根本不能用“学术圈地”来概括的。葛兰西的“文化主导论”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比这些解释和概括的涵盖面更广，透视力更强。不过，这种“文化主导”绝不是如爱德华・伯曼和其他几位学者所理解的一样，是什么基金会用金钱对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进行的操纵。如果葛兰西再生，他一定会对自己的理论被加以如此简单化的解释而有哭笑不得之感。与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形成对照的是罗伯特・柯克思、斯蒂芬・吉尔、恩里科・奥杰里、克雷格・墨菲和一些其他学者近年来的著作。他们对葛兰西“文化主导论”作了比较清楚和全面的阐述，并把它运用于对美国霸权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这些学者对葛兰西“文化主导论”的理解，可以说抓住了它的核心所在，因此对我们解释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具有十分有益的理论启迪作用。

在这些学者的理论阐述中，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葛兰西在他的“文化主导”（cultural hegemony）概念中使用的hegemony一词，不同于它在希腊文中的原始用法，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统治（dominance），而是指统治阶级或支配团体的“思想和道德领导”（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这种领导不是强迫的，而是通过社会大众的“自发”认同形成的。因此，本书将hegemony译为“主导”，而不是“霸权”或“统制”等。在葛兰西看来，要做到主导，支配团体必须知道“自己团体的利益在它们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中要超越作为纯粹经济阶级的这个团体的局限，并且能够和一定也要变成其他从属团体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对团体或纯粹经济利益的超越中，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帮助支配团体使其他团体相信，支配团体的一般利益和它们的具体利益是一致的，“在给予从属团体某种满足的同时，又不损害主导阶级的领导或生命攸关的利益”。与主导阶级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起的关键作用，就是在各个知识领域展示他们所服务的团体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帮助主导阶级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中形成共识，与其他阶级结为联盟，为主导秩序建立葛兰西所说的历史集团（historical bloc）。

为了区别主导和统治，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区别开来。他把政治社会或者说国家本身（the state perse）看作是主要靠强制进行统治的领域。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看来则是意识形态发展的地方，也是知识分子从事活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是主导得以形成的社会领域。不过，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和黑格尔的不一样。它不包括经济结构，而是由各种形式的志愿团体组成的。它还是“从经济结构向政治社会过渡的阶段，是团体利益（由一个团体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来确定）可以被转化为更广泛、更普遍的政治抱负的社会领域”。政治社会（国家本身）和市民社会一起组成葛兰西所说的延展国家或合一国家（the extended or integrated state）。在这种国家里，支配团体建立了它的社会权力，那是 “由强制盔甲保护的主导”。不过，主导本身仍然是以认同为基础，而且主要是和市民社会有关。

在葛兰西的理论世界里，一边是由国家行使强制权力的“统治”，另一边是在市民社会里靠认同建立的“主导”。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二者常常混合在一起。葛兰西借用了马基雅维利的半人半马怪兽（Centaur）来形容这种混合的两面性为“半人半兽”（half-animal and half human）。他还曾指出，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国家也可能是维持主导的地方，市民社会也不一定是万事认同的去处。因此，在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面前，我们要始终记住主导只是支配团体在一个社会或世界体系里居于最高地位时所依靠的物质、强制和主导力量的混合的一个方面。正如奥杰里和墨菲所说的一样，“对于在作出一种或另一种选择时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这个实际的政治问题，只有在考虑了权力必须巩固下来的不同地方和不同社会领域后才能作出回答。”

美国慈善事业或者说非赢利组织所属的社会领域是传统市民社会，而不是属于经济结构和国家的范围。这样，从葛兰西“文化主导论”的角度来看，私人基金会追求的自然是主导，而不是物质利润和强制力量。作为美国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大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在冷战时代的国际研究上，如果说比美国的公司和政府更具有主导意识，其实是一点也不用感到奇怪的事情。它的社会功能理应如此。至于一个基金会能否完全做到这一点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有所不同。因为现实世界是个“半人半兽”的地方。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学的支持，应该说是“文化主导”的一个典型。回顾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整个发展史不难看出，其最终目标是为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主导地位，而不是仅仅为了什么“国家安全国家”，更不会只是为学术而学术地去搞什么“学术圈地”。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这种主导性，可以从它始终如一地强调长远利益、总体方向以及知识的获得、传播与应用的三位一体性上看得清清楚楚。基于以上的理论认识，本书从葛兰西“文化主导论”的角度对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历史发展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1、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具有长远利益观。

这个项目不仅超越了团体利益，而且走出了“国家安全国家”的狭隘视野，着眼于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长远利益。事实上，中国项目在冷战时代要克服“国家安全国家”的极端主义、消极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中国学的负面影响，才能求得发展。具有“文化主导”意识的福特基金会从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长远利益出发，在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中为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它的活动基本上属于延展国家（the extended state）的目标范畴，与“国家安全国家”的近期目标关系不大。福特基金会还曾为国际研究包括中国学方面“延展国家”作用的进一步加强作了努力，可是未能取得多大进展。

福特基金会在中美对抗的时代支持美国的中国学显然超越了纯经济的团体利益，即美国公司企业的利益，因为它们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美国公司在这段时期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甚至在70年代中国重新开放后，美国公司对美国大学中国学的发展也只有 “相对有限的贡献”。尽管它们对跟中国做生意很有兴趣，“很多美国企业不愿意预先就中国做点功课”，更不要说去依靠不能使他们一夜致富的中国学学术界了。

福特基金会支持美国的中国学不仅超越了美国公司在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而且超越了“国家安全国家”在政治上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主要表现为极端主义、消极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美国中国学发展造成的障碍。麦卡锡主义就是“国家安全国家”极端主义倾向的产物。苏联、中国和美国国内颠覆活动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在当时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结果对美国的中国学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被吓得撤离这一学术领域时，福特基金会逆流而上，重振美国的中国学。它当时挑战的就是“国家安全国家”极端主义的横流。约翰・霍华德在开始考虑中国项目时虽然深受冷战思潮影响，但他反对麦卡锡主义的立场则是毫不含糊的。他希望通过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重建美国国内对中国问题的共识。从保罗・兰格对中国学的调查开始，到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的建立，直至重新打开与中国对话的大门，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是在程度不同的极端主义压力中前进的。直至1965年仍有一位政治学学生致信霍华德质问：“你为什么批准了八个研究共产党中国的小组，只批准一个研究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小组？”1969年还有谣言指责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允许中国从国际水稻研究所弄到“魔术水稻”。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长期支持中国学，福特基金会工作人员确实表现出他们的勇气和耐心。

杜勒斯和腊斯克这两位国务卿都不是极端主义者，但是他们领导下的国务院长期对中国问题研究采取非常消极的态度。杜勒斯坚持他的钉楔子政策，看不出对华政策有重大改变的必要。他甚至下令他的政策计划班子在一段时间内暂停研究中国问题。腊斯克一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俄国的殖民地政府”。他出任国务卿后因谨小慎微和官僚惰性在改变对华政策上行动缓慢，无所作为。其政策计划班子对中国学的态度亦十分消极。1961年10月18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学中心主任李卓敏致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乔治・C. 麦吉，表示 “我们期望和所有对外交政策特别是当代中国研究有兴趣的机构进行密切合作”。拖了一个月后，国务院官员霍华德・里金斯才写了个便条向麦吉建议：“这个中心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太专业了。我们不应该鼓励他（李卓敏）在华盛顿过来看我们。”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学采取如此消极态度之时，正是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从启动到促成十年飞跃的辉煌时刻。究竟是“国家安全国家”掌控着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还是福特基金会走出了“国家安全国家”消极态度的阴影，应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尼克松和基辛格对重开中美对话大门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不过，他们的出发点是大国均势的现实政治。这两位政治人物在作出对华政策新抉择时考虑得最多的是苏联和越南战争，还有美国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的承诺所造成的愈来愈重的负担。他们对于中国内部的发展将对整个世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还没有作多少思考，至少是比不上福特基金会的专业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见地。因此，尼克松政府虽然大谈美中交流，却没有为之提供足够的资金。此后的美国政府亦有这个问题。相比之下，福特基金会倒是通过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促进了早期的民间交流，使美中关系超出了政府与政府的接触，从而使包括中国学学者在内的美国人对中国开始有了感性认识和真正的了解。没有这种实地经验，对当代中国的学术解释就很难说是完整的。

福特基金会之所以在中国学领域能克服“国家安全国家”极端主义、消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狭隘性，关键在于它从未忘记它所关注的长远利益所在，即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旺发达。这种长远利益的实现既不可能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完成，也不是强制手段可以奏效的。早在“盖瑟报告”中，基金会人员就接受了一个观念，那就是仅仅以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对极权主义的反应为基础的国家行为只能是防御性的，也是消极的。他们第一个与中国学有关的项目——雷德菲尔德对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世界几大文明的比较研究——就是旨在发展世界范围的和谐社会。甚至在苏联人造卫星危机期间，盖瑟和西尔德都警告基金会不要因为苏联在太空和导弹方面的领先地位所产生的外部压力，而忘掉自己的长远目标。在1966年讨论中国问题战略报告时，基金会人员就相信，“饱比红好”将改变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基金会在它的正式文件中不再把中国视为敌国，而是看作人类历史的博物馆和社会实验室。福特基金会工作人员对中国的期望在他们1979年引用的资深记者斯坦利・卡诺的一段话中表露无遗：“很快就有可能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去中国，住在洲际旅馆里，在麦当劳管理的快餐店就餐，用可口可乐把食物冲下去，并且用美食家俱乐部的信用卡付费。”这种想通过并非强制的途径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意图，说明福特基金会具有很强的“文化主导”意识。它和“国家安全国家”的狭隘中国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冷战期间先是把中国长期视为敌国，此后又当作是制约苏联的筹码，在苏联解体后又大谈“中国威胁论”。福特基金会对中国的看法则乐观得多，因为它考虑的不只是眼前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将来。

福特基金会的“文化主导”意识不仅在于它能克服“国家安全国家”的狭隘性，而且在于它作为“延展国家”一部分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为“延展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所作的努力。“国家安全国家”从葛兰西“文化主导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国家本身”（the state per se），它的功能手段主要是强制性的，因此对国际研究的要求着重于情报、敌国研究和冷战战略，其追求的目标是美国对世界的“统治”。“延展国家”又被葛兰西称为“道德国家”，它是国家本身和市民社会的联合，其功能手段主要是非强制性的或者说文化的，而目标则是对世界的“主导”，因此对国际研究的要求则在基础研究、学术探讨、教育发展和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如果说“国家安全国家”因为冷战而得到了加强，那么，“延展国家”则是因为国家在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领域里和市民社会的历史性相互渗透而得到了发展。麦乔治・邦迪曾感慨地说：“我们惟一没有混合体制结构的地方就是因为有第一条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教会。”

福特基金会作为市民社会的机制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协调，就是在葛兰西所说的“延展国家”或“道德国家”的结构内进行的。因此，它在包括中国学在内的国际研究领域里强调学术研究而非情报与政策分析，是和它作为“延展国家”中市民社会组成部分的功能与目标完全一致的。早在1951年，当时负责国际活动的福特基金会副主席切斯特・C. 戴维斯就对基金会项目与政府机构的关系设立了标准。他在1951年12月3日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不应该把基金会的项目置于国务院或中央情报局的指挥之下。不过，我们选中的对我们合适的任何项目如果和政府为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相吻合或对它有所支持的话，那在我们用以作决定的等式上应该被看成是正因子，而不是负因子。”显然，福特基金会不愿听命于政府，但它愿意根据自己的选择所采取的项目行动对政府政策有所帮助。事实上，基金会不愿听命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国家”的短期考虑，因为它自身的大部分活动是在“延展国家”的长远目标范畴内。

对于这个问题，某些政府主要官员和基金会人员之间其实是存在谅解的。我们应该看到，福特基金会对自己目标的坚持和政府部门的认可，并不是美国国家作用的削弱，而是美国“延展国家”的加强。1958 年，基金会董事长盖瑟和副主席唐・K. 普赖斯会见了艾伦・杜勒斯和他的手下。中央情报局官员递交给盖瑟和普赖斯一份《供基金会考虑的建议》。普赖斯发现，这份建议就像是基金会的国际训练和研究项目部分内容的翻版，可以作为附录附在他对这一项目的总结之后。双方在这次会晤中讨论了福特基金会避免卷入秘密活动和作为政府心理战代理人的必要性。普赖斯说这些中央情报局官员“完全理解这个问题，并同意我们的原则”。至于威廉・兰格、迈克斯・米利肯这些高级官员，他们向来主张，学术界对政府的最大帮助在基础和学术研究，而不在政策分析。

当然，福特基金会和有关政府部门并不是不关心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之间如何拉近距离的问题。卡尔・斯贝司在为福特基金会准备亚洲学调查时就对此相当关注，曾与国务院官员作长时间讨论，可是无功而返。因为这些官员连国务院内部研究工作与决策过程的脱节都有无可奈何之感。后来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在1968年与国务院官员再次探讨这一问题，同样没有答案。有些政府部门想以研究合同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可是在国际研究领域很难得到美国大学的响应。不仅如此，福特基金会对资助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拉大了学术研究和政府近期应用之间的差距。据长期担任基金会秘书长的约瑟夫・M. 麦克丹尼尔回忆，由于基金会人员通常认为他们的项目效果没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疏于检查验收，结果给了学术界在完成项目上更大的回旋余地。

因此，纵观福特基金会在包括中国学在内的国际研究领域里的资助行动，它们基本上属于“扩展国家”的目标范畴，而与“国家安全国家”的近期政策努力没有太大的关系。不仅如此，以霍华德为代表的基金会人员还曾为“延展国家”在这一领域作用的进一步加强作了不懈的努力。1966年国际教育法就是此种努力的结果。他们要求联邦政府在国际研究领域承担更大的责任，尤其是在提供资金方面，但他们同时又在合同与资助、政府利用和政府支持、购买服务和支持服务之间划了明确的界线。基金会希望联邦政府做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是从长远目标而不是眼前需要的角度来支持国际研究。霍华德后来曾说，如果国际教育法如他们期望的一样获得了拨款，“那它本应成为体制建设的一个典范，不是在基金会一直进行努力的学校方面，而是在政府方面”。他所说的政府方面的体制建设就是“延展国家”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他在这方面没有能取得成功。

2、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具有总体方向观。

福特基金会把它的中国项目的重点放在美国大学的训练和研究上，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形成主导性认同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大学是人才储藏库。不过，基金会并不在意中国学学者的具体观点，它关心的是国际研究学术界在训练和研究上的总体方向。事实上，美国中国学的大部分学者赞同福特基金会关于这个学术领域总体方向的看法，他们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福特基金会在非西方研究和中国学领域重点支持美国大学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并不是屈服于学术界压力的结果，而是基于它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信念作出的理性选择。早在1950年，“盖瑟报告”就明确指出，基金会的研究资助一般都给大学或与大学有关的研究机构。教育和人员培养资助也应该给大学或中间组织。斯贝司关于亚洲学的报告也曾指出，把研究、教育、政策和舆论分析结合起来解决重大问题的功能，只有新学术模式下的专家才能完成好。当海外训练和研究委员会在1953年决定未来五年集中力量发展美国的训练设施时，它关注的不是学术教育界的团体利益，而是美国教育界在几乎完全忽略非西方世界的情况下没有能使这个国家作好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准备。显然，福特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已经把支持国际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训练上，并在此后长期的资助行动中不改初衷。

有学者批评福特基金会重点支持大学国际研究的做法，使这方面的人才集中于高等院校，导致大学以外的职业缺乏国际研究的专业人士，造成所谓“学术圈地”。事实上，福特基金会是无法控制大学以外对国际研究的人才需求的变化的，它只能为满足需求作准备。前国务院官员和福特基金会顾问霍兰德・萨金特在1954年作的调查中就发现，当时对国际研究人才的需求正在下降。美国企业界宁可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也不到大学来招聘。美国政府对它自己究竟需要多少这方面的人才心中无数，而且过去18个月与国际问题有关的官员离职的比新雇用的多。这种情况使萨金特在调查报告中提醒福特基金会，不能只看需求，要看到知识分子资源问题。他引用国务院约翰・狄基的话说：“我们一定要提高地表之下水的高度。也许会有点浪费，但是当需要这些技能的时间到来时，政府和大学想打井，他们就不会只打个干洞。”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的技能的活储备在（或者应该在）我们的学院和大学里。”1968年，福特基金会负责中国学的大卫・芬克尔斯坦也说：“在当前中美关系如此低迷的情况下，也许现在可以采取的惟一正面行动就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增加有关中国的美国人才资源。只有这样，美国才能使自己为不可避免的长期和艰难的正常化进程作好准备。”显然，福特基金会重点支持大学的国际研究是着眼于美国人才资源的建设和储备。这和“学术圈地”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福特基金会对大学国际事务的支持自然导致对学术界事务的干预。这一点无须讳言。梅里蒙・坎宁根与玛丽・布鲁克受基金会委托，研究它和受助者的关系。他们就非常坦率地指出：“干预真的只是个程度问题。”我要补充的是：干预真的还是个种类问题。这一点对于中国学和国际研究更为重要。葛兰西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主导的“思想和道德领导”涉及的是“总体方向”（general direcion）。福特基金会在支持中国学时所要控制的也是总体方向。相比之下，它对中国学学者的具体学术观点既没有能力，也不想去做过多的干预。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学领域所要坚持的总体方向就是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和当代问题研究。诚然，这两个重点方向和冷战的需要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们又不同于“国家安全国家”的政策情报分析，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的弱点所在，从长远来看不仅影响到这个学术领域自身的发展，也影响到中国学能否真正有效地服务于美国在远东和世界的利益。这一点不管有无冷战都是如此，也不管学术界权势集团同意与否都是如此。

在坚持当代研究的方向上，福特基金会始终如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它在1955年支持哥伦比亚大学中华民国传记辞典和哈佛大学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的同时，拒绝了芝加哥大学六卷本从远古到1911年中国史项目的申请。大卫・门佛德当时就对霍华德说这个项目不在基金会计划的重点之内。十几年后，福特基金会副主席贝尔承认：“我们同意芝加哥的东亚学是高质量的，但是他们主要集中在历史和文学方面，而基金会多少年来一直强调当代研究。因此，我们从未给芝加哥的东亚学以资助（尽管他们大概从我们给芝加哥的一般性国际研究资助款中得到了好处）。”尽管福特基金会在60年代开始支持明朝传记史和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但它主要是看到了它们与当代研究的关系。明史被看成是衡量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线，中国文明则被视为愈来愈多当代研究所需要的基础。如果从投入的资金上来看，它们是根本没法和当代中国研究相比的。

在坚持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上，福特基金会更是不遗余力，从最初对哈佛大学中国经济研究和华盛顿大学中国现代史跨学科研究的支持，到长期学科机制资助及给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各专业学科小组委员会的鼎力支援，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始终如一，用心良苦。它甚至想以中国特别奖学金来吸引著名社会科学家进入中国学领域。福特基金会还不顾遭到一些专业学科长时间的抵制，努力让中国学学者能在这些学科站稳脚跟并获得终身教职，虽历经挫折，却锲而不舍，所以中国学后来才有特洛伊木马陷城夺地进入社会科学专业学科的胜利。

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学总体方向上的态度没有多大的变动，但在涉及它对中国学和国际研究领域学者具体观点的控制上，其做法却发生了变化。基金会在控制学者具体观点上最有力的机制就是1952年开始的亚洲地区外国学习和研究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后来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的地区。由于奖学金是颁发给个人的具体课题，基金会对课题的细节内容自然有很大的影响力。早期负责这一项目的海外训练和研究委员会就曾遭到很多批评，说它为独立学者的创造性留下的空间太小。如果福特基金会真的想控制学者观点，那就应该把这个奖学金项目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可是事实恰好相反，它在1962年将这个项目的管理全权交给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不仅如此，福特基金会在60年代对非西方研究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资助行动完全是以大学为单位的一般性学科建设援助，对学者个人和具体课题毫无影响力。在项目细节上只有学校当局和有关负责人才有发言权。

事实上，在为中国学披荆斩棘打开局面之后，福特基金会不仅把训练和研究的具体细节留给了大学的各主要研究中心去斟酌考虑，而且把中国学的全国性规划和安排也逐渐交给了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去权衡决策。换言之，甚至在这个领域的总体方向上，福特基金会也觉得自己没有多加控制的必要。它对中国学学者的这种信任或者说信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在这些学者中看到了在总体方向上的广泛共识。诚然，麦卡锡主义曾使中国学学者中发生过严重的分裂。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为首的自由主义派别和以华盛顿大学乔治・泰勒为首的保守主义派别，曾一度水火不相容。但是，在麦卡锡主义已成历史陈迹之后，他们的共同点超过了他们的分歧。这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愿意看到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主导地位，他们也都希望中国学能有所贡献。

正如费正清的传记作者保罗・埃文斯所言：“费正清和他的恩师查尔斯・韦伯斯特一样，其行事的理念就是历史学家有义务用他们的知识和地位来改良当代事务的进程。这种兴亡有责之感常常使他坚持说，美国人如果想要有比较安全的未来，一定要了解中国以及和它交往的历史。”泰勒虽然在麦卡锡时代曾为虎作伥，但他的“现代中国史项目”集中指导下的跨学科研究，堪称美国中国学领域的创举，是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讨现代中国问题的典范。福特基金会之所以借重这两位学者弥合中国学学者之间的分歧，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的总体方向上可以说与基金会人员不谋而合。后来这两大派别中国学学者在古尔德大宅会议上能就广泛问题达成共识，就是这种内在一致性的证明。从这一点来说，称他们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也许不为过分。不管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如何，他们最终还是着眼于美国的长远利益，而不是“红色中国”的利益。即便是像戈登・贝内特这样的忧患亚洲学学者中的“柔软路线”派，他们和福特基金会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忧患亚洲学学者中少数激进派的批评当然不是这种广泛共识的一部分，但他们不足以引起福特基金会的忧患，尤其从长远来看就更是如此。

3、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具有三位一体观。

福特基金会的主导意识或者说理性慈善的哲学，不仅体现在它对知识分子的依靠上，而且体现在它对知识力量的信念上。它认为人类和平与福祉的实现要通过知识的获得、传播和应用三位一体的努力，缺一不可。中国项目虽然在中美对抗的时期是以支持美国的中国学为主，但是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它仍然是三方面行动的有机结合。

福特基金会国际训练和研究项目部在中国学领域的行动和在其他非西方研究领域一样，集中在美国的大学和它们的研究中心。不过，这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批评的对涉及国际问题的政策研究、公众教育、国际交流的有意忽略，而是福特基金会不会内部分工的结果，并且和中国项目发展的阶段性有密切的关系。其实，福特基金会向来主张在它的国际活动中将知识的获得、传播和应用三方面结合起来，并在内部各项目部之间有所分工。它的海外活动部首任负责人卡尔・斯贝司回忆说：“海外活动部有三个运作单位：（1）开发；（2）训练和研究；（3）交流。要开始这三方面的努力，每个单位都要有一个重点和主要的责任。如果三个单位中任何一个都要做所有的工作，我怀疑这些项目就不能有效地开始了。”后来，开发（知识的应用）、训练和研究（知识的获得）、交流（知识的传播）被分别指派由三个不同的项目部负责，即海外开发项目部、国际训练和研究项目部与国际事务项目部。当国际训练和研究项目部倾全力支持美国大学的中国学时，国际事务部则在中国问题上支持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联合协协会从事政策研究和公众教育，并积极推动和包括欧洲、日本、大洋洲和加拿大在内的很多外国机构之间的交流。海外开发项目部更是希望通过支持印度的中国问题研究来抵制中国对印度的影响。因此，从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总体来看，它仍然是三方结合的行动。

另外，如果我们不是只看福特基金会支持中国学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且审视中美关系正常化乃至于冷战后时代的话，这种三方结合的项目行动就更加清楚了。国际训练和研究项目部活动的年代是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第一个阶段。当这个阶段开始时，中国学领域存在巨大的知识差距，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方面。保罗・兰格在1955年的调查报告中曾说，没有一个版图、人口和重要性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会对它了解的如此之少。在知识本身存在巨大差距时，当务之急自然是训练和研究。此时奢谈传播和应用，于事无补。福特基金会重点支持美国大学的中国学，应该说是十分恰当的上策。况且，那时中、美两国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福特基金会在支持中国学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基金会也不是没有做这方面的尝试。1959年，福特基金会批准为白修德计划中的北京之行提供资助，可是白修德既无法从美国国务院弄到访华的护照，也没有收到中国总理周恩来对他要求到访的答复，尽管他在1949年以前就和周恩来有私交。

60年代中期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可以被视为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第二阶段。当时福特基金会已成功地帮助美国大学把主要的中国学中心建设成了进行训练和研究的国家级资源基地，形成了中国学领域的十年飞跃。由于中美两国政府开始在新的全球战略的框架下重新考虑冰冻多年的双边关系，福特基金会在继续支持美国大学中国学的同时，积极地为重开中美对话的大门推波助澜。它不仅介入政策研究和一般的公众教育，甚至在“乒乓外交”中也发挥了作用。福特基金会还在早期的其他民间交流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第三阶段在1979年开始时，美国大学的中国学已不再是这个项目的重点，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也已终止。基金会在继续促进美中交流的同时，开始策划和展开它在中国本土的项目活动。由于新的项目重点在经济管理、法律和国际关系，加之在中国的受助机构是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它势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法制建设和对外开放产生一定的影响。基金会有的董事甚至顾虑在中国的活动走得太远了，但总的来说董事会对新阶段的中国项目是倾力支持的。因此，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才有了新的十年飞跃，项目领域迅速扩大，资助金额急剧增加，并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这些活动都是知识的传播和应用。

简而言之，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从总体来看，不只是支持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不只是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考虑了这种空间上的扩展和时间上的延伸后，我们才能重现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全貌和历史。当我们纵览它的历史全貌时，我们看到的是它在获得、传播和应用关于中国的知识上所作的不懈的努力，是在不同阶段根据不同重点进行的富于远见的三方行动的结合。福特基金会相信，这种结合将为人类带来美国人所希望看到的和平、繁荣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