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零年11月,一封特殊的信漂洋过海,从法国送到了长沙。

写信这哥们语气特别诚恳,甚至带着点天真的书生气,他劝收信人:“润之兄啊,你是个干大事的人,咱们这帮人都指望你呢。

要不这样,咱们先把手头的革命放一放,花个十年八载专门搞学问,等书读透了再回来救国,咋样?”

这信送到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长沙忙着建党的事儿,忙得脚不沾地。

写信的人叫罗学瓒。

这事儿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巨大的“时空错位”——毛泽东早就看明白了,中国这烂摊子必须“只争朝夕”去砸烂,可他的这位老铁还在想着“曲线救国”。

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本可以做安稳的绅士,却为了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主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提起湖南一师那个“神仙班级”八班,大伙儿都知道蔡和森是毛泽东的“半个身子”,但罗学瓒这号猛人经常被忽略。

其实论关系,罗学瓒跟毛泽东那可是铁得不能再铁。

两人都是湘潭老乡,家里都是种地的,从湖南四师合并到一师,同窗整整五年多。

那时的一师,学生们大都还在迷茫以后干点啥,这两人已经是出了名的“狂人”。

他们不爱去长沙街头逛吃,反而专挑狂风暴雨天去湘江游泳,或者干脆在荒郊野外露宿,说是要“野蛮其体魄”。

这种事儿一般人真干不出来。

在那个觉醒年代,他们是一起搞新民学会的铁杆,被同学们戏称为十二“圣人”。

故事的分岔路口出再了1918年。

新民学会成立后,摆在大家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去法国勤工俭学看世界,要么留在国内看中国。

那时候的热血青年都觉得,“留洋”才是取真经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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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瓒也是这么想的,为了去法兰西,他把家产都卖了,甚至还背了一屁股债,铁了心要走。

毛泽东当时是极力挽留他的。

在毛泽东看来,罗学瓒这人性子沉稳,是个干实事的好手,中国这地界问题太多,必须有人留下来深耕脚下的泥土。

但看着老同学那股子“不取真经誓不还”的劲头,毛泽东最后也没辙,只能送上祝福。

就是这次选择,让两人的命运轨迹稍微偏了一点。

到了法国的罗学瓒,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惨,根本不像想象中那么浪漫。

一边是累死人的工厂苦力活,一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冷脸,他心心念念的“学术救国”梦,在机器的轰鸣声里碎了一地。

也就是在那阵子,他给毛泽东写了开头那封信。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回信特别有水平。

他没直接怼老同学的“十年读书论”,而是回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的话我没有不以为然...但我已经决定了一种求学方法。”

毛泽东没明说的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后来把天捅了个窟窿的中国共产党。

历史压根没给罗学瓒“十年读书”的机会,反倒给了他一次彻底的顿悟。

1921年10月,因为带着留法学生闹革命,罗学瓒被法国政府强行遣返。

这次“狼狈”的回国,反倒成了他这辈子最重要的转折点。

当他再次站在长沙码头,见到已经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时,那个曾经迷信“学术救国”的书生不见了,站在那的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他二话没说,直接入了党,还接下了一个当时看来最苦、最累、最难的活儿——组织人力车夫工会。

你很难想象,一个满嘴“哲学、社会学”的留洋精英,脱下长衫,混迹在长沙街头浑身汗臭的黄包车夫堆里。

真理不在巴黎的图书馆里,而在中国工农的泥腿子上,这道理他算是活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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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光帮车夫们算账、写家信,还教他们识字,掰碎了讲为什么大家每天累死累活连饭都吃不饱。

在罗学瓒的运作下,长沙的人力车夫工会成了当时最强悍的工人组织之一,甚至还在车夫里发展出了党支部。

这操作,简直就是那个年代的“降维打击”。

后来的几年,罗学瓒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干将。

从湘江中学的讲台,到醴陵农村的田埂,哪里斗争最凶,他就往哪里钻。

北伐那会儿,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罗学瓒全程陪同。

后来那篇指导了中国革命方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好多鲜活的案例和数据,那都是罗学瓒的心血。

说白了,他就是那个站在伟人身后,默默递子弹、搞调研的隐形大佬。

可是好景不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那简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罗学瓒这种级别的干部,那是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猎杀对象。

1929年,中央一纸调令,派他去杭州当浙江省委书记。

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个“送死”的任务,因为浙江的党组织刚被破坏得稀巴烂,叛徒遍地都是。

罗学瓒连个磕巴都没打,告别了老婆孩子,只身闯进了虎穴。

结局来得太快,也太惨烈。

仅仅几个月后,因为叛徒出卖,罗学瓒在杭州被捕。

在牢里,国民党那帮人什么招都使了,又是老虎凳又是灌辣椒水,甚至许诺给他高官厚禄,就想从这位“省委书记”嘴里撬出浙江地下党的名单。

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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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到的只有罗学瓒冷冰冰的嘲讽。

为了在狱中继续斗争,这哥们甚至组织狱友们绝食抗议,硬是把监狱变成了另一个战场。

这种硬骨头,敌人是真没见过。

十年之期刚到,他交出的答卷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是一颗为了信仰破碎的头颅。

1930年8月27日凌晨,杭州的空气里透着一丝初秋的凉意。

罗学瓒被押往刑场。

那时候他才37岁,正是一个男人最年富力强的时候。

回想十年前,他还在给毛泽东写信畅想“十年苦读”的未来,这命运的玩笑开得太大了。

临刑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遗言。

罗学瓒整理了一下那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留下了那句震慑人心的话:“死有什么可怕!

革命者,只要死得其所。

大家不要为我难过,希望继续努力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罗学瓒和毛泽东,起点一样,志向一样,虽然中间走了一段不同的路,但最后都在为同一个目标燃烧。

唯一的区别是,毛泽东成了那个带路的人,而罗学瓒,成了倒在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铺路石。

1930年8月27日,罗学瓒在杭州陆军监狱牺牲,年仅37岁,他的遗骸至今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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