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在启动跨年消费的场景，机构与专家一致认为明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会强于今年，在0.4%-0.7%之间。
但我不认为达到了0.4%甚至达到了1%，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因为几乎所有政策都倾向于促销，无非是我花钱你补贴，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花钱？如果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正常的选择不是去享受购车补贴的快感，而是乘坐公交车刷卡了事。
消费是中国经济目前最直接、 最大的悖论。
要提升消费，就要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要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就要增加投资，企业做扩表；而企业做扩表前提是要有利润，要有类似《大而美法案》的税收政策支持，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消费市场支持，否则就成了谁先卷死谁的竞技，这是一个死循环。
问题出在哪？
出在产业结构上。因为时代已经拉开了后工业时代的序幕，一个以活劳动为主的生产形态，将以指数级的速度转向人工智能时代，从而构成了后工业时代的趋势性特征。
那么，中国一直引以为骄傲的“中国制造”，将从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转向后发劣势。
中国制造越强大，转型的难度也越大。樊纲建议增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支持低收入的群体的就业，出发点很有温度，但这多少有点“大清遗老”的味道。企业的驱动力是利润，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传统模式中，永远也满足不了就业，永远也解决不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中国的选择，唯有创新突围，去经历熊彼特破坏性创新的阵痛。
如此一来，居民部门收入的逻辑就变了。
用马斯克的话说，未来财富创造的成本极低，生产能力指数级增长，数以亿计的人失去工作岗位，传统的就业支撑收入的历史翻篇了。初次分配将不再是居民最大的收入来源，二次分配将主导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取向。
所以，不能为了提高居民部门收入、为了增加就业岗位， 去投资传统的、低效薄利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那只会拉长痛苦的周期，陷入无止境的一轮又一轮的下降螺旋。对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是不太可能长期忍受的，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时代的侏罗纪，竞争才能生存，没有效率，就没有胜利。
未来拼的是谁转型快，谁是后工业时代的领跑者。
后工业时代追求的不是就业率，而是税基扩张的速度。随着财富指数级的增长，税率可以不断调整，那么，二次分配将替代初次分配成为居民部门收入的主要来源，帮助我们彻底走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新的就业形式。
那时，一个国家的制度构建与价值取向将定义其文明程度。因为分配是通过政府部门来实现的，它可以是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也可以是一条通往“技术共产主义”的人类大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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