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从秦城出来那天，没人知道他去哪儿。
他悄无声息消失了七年半，再露面，已经是湖南常德的西洞庭农场里的一个“新人”。
他原来可不是个无名小卒。
六七年那会儿，进了钓鱼台11号楼当秘书，那地方谁都知道可不是随便能进去的。
他干的是机要活儿，楼里住的也不是一般人。
有人说他命好，年纪轻轻就进了核心圈；也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跟戚本禹、关锋走得太近，结果树倒猢狲散，他也被一块儿“打包”进了秦城。
他进了秦城，是以“坐探”的名头进去的。
坐探不坐探的，没人说得清楚，但他背后那两位一倒台，他自然也就成了“危险分子”。
那会儿风声紧，谁和谁关系近，都会被翻出来算账。
他算是那波人里最快“掉头”的一个。
进的时候没个正式通知，出来的时候也没谁说清楚到底是“平反”还是“处理完了”。
从里头出来，他被直接送去了西洞庭农场。
农场那地方，说白了就是个大集体，国家开垦出来搞生产的。
说是“劳动锻炼”，但谁都明白，更多是个“过渡地儿”。
在那里待着的，大多数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就是像他这样有点“背景”的人。
刚到那儿，阎长贵低调得很。
头几年他连农场的围墙都不怎么出，每天就是干活、写信、等消息。
他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家里。
七年没音讯，家人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
他写了一封信出去，过了不久回信来了，是他儿子写的。
信上那字歪歪扭扭的，但一看就是自家孩子写的。
他激动得不行，说那一刻，才觉得自己真活过来了。
然后，家人真的来了。
他父母从山东赶来，妻子带着儿子也来了。
他们在农场团聚了。
那是他七年里第一次见到亲人，场面没那么热闹，但谁都红了眼圈。
他父母后来回了山东，妻子和孩子留下来陪他。
他在农场慢慢安顿下来，开始一种全新但也不容易的生活。
刚开始，农场是想把他派去稻田组的，那活儿是最苦最累的。
他年纪也不算大，但毕竟关了这么多年，身体吃不消。
领导看他是个读书人，就调去了棉花组。
棉花组也累，但相对轻点。
他没说什么，干得很踏实。
住的地方条件不算好，锅碗瓢盆都没有，是农场给掏的钱置办的。
邻居看他们家刚来，也没柴火，主动送来了烧饭用的柴。
那个年代，柴火是紧俏货，不是随便能匀的。
能给他家分出来，说明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正经人。
他自己也记得清，刚去那阵，谁家门口种的菜多，都会喊他去摘点吃，可他脸皮薄，总是推辞。
大家看他不好意思，就干脆摘好了送过来。
有时候是一把青菜，有时候是几个番茄，都不多，但心意重。
干了一段时间，农场的领导觉得他是个可以培养的人。
后来真给他争取了个机会——去省里参加干部理论学习，四个月的班。
别人听说了都羡慕，那个时候，能去省里学习，就是证明你有“上升通道”了。
他去学得也认真，回来之后，农场对他更加看重。
后来他几次去北京处理自己的问题，来回折腾，票钱也不少。
农场知道情况后，给他报了销。
他当时什么都没说，但回头跟人提起这事，眼里都泛着光。
他说：“人要是讲理，哪儿都能活。”
七十年代快结束那阵，他的“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
但接下来一个大难题摆在眼前——妻子和孩子的户口。
要回北京一起生活，户口得“农转非”，可那年头，不是随便能办的。
谁家不是托人跑关系都办不下来？他没想着能办成，没求过人，就默默地准备自己回去。
偏偏这时候，农场有个叫覃正彦的干部站出来了。
他是个清清白白的人，平时亲戚求点事都不答应的，可他帮了阎长贵，一锤定音把户口的事办了。
别人都不理解，问他为什么。
他只说五个字：“他太老实了。”
这五个字，在那个年代比什么都贵。
不是会说话，不是有关系，不是牌子硬，而是你的人，能不能让人放心。
农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说白了，就是一个小社会。
糖厂、邮局、学校、医院，什么都有。
你要是不想出农场，确实能过上一辈子的日子。
可也正因为这样，这地方更看重人品，看重你值不值得别人帮你。
阎长贵在这里过了五年，他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安身立命，把一个曾经“有问题”的身份，活成了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他走的时候，有不少人送他，一些老农场职工还专门给他做了顿饭。
没人说感动的话，但那顿饭，比很多话都实在。
那几年，他没写书，也没讲自己受了多大委屈。
他说：“哪儿都不容易，但人不能坏。”这句听着简单，可那时候能说出这话的，真的不多。
他的人生没有大起大落后再“东山再起”的戏剧感。
他只是一个被命运推来推去的人，最后站住了脚，活得有点体面，有点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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