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北门那家砂舞厅的卷闸门，每天下午两点准时拉开。门一打开，震耳欲聋的音乐就裹着一股混合了烟味、香水味、汗味的气息涌出来，飘在老城区的街面上。
黄小妹总是踩着点到，她今年四十五岁，不算年轻，但也不算显老，一张圆脸笑起来眼角会堆起几道浅浅的皱纹，不笑的时候，眼神里带着点淡淡的疲惫。
她换好那条洗得有些发白的红色连衣裙，坐在舞池边的塑料椅子上，看着陆续涌进来的男人们。
有头发花白的退休大爷，穿着熨得平整的衬衫，手里攥着零钱；有肚子圆滚滚的中年男人，身上带着酒气，眼神在舞池里乱瞟；还有些年轻点的小伙子，缩着脖子，看着挺腼腆，一进舞厅就往角落里钻。
黄小妹看着他们，心里头跟明镜似的，这些男人，都是被欲望困住的可怜虫。
这话，是她干这行的第十年想明白的。
黄小妹老家在资阳农村，山高路远，地里的庄稼一年到头也刨不出几个钱。她十八岁嫁给同村的男人，二十岁生下女儿，日子过得平淡却也算安稳。
那时候男人还没出去打工，两口子守着几亩薄田，喂着一头猪，女儿在田埂上跑来跑去，黄小妹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那年，男人说要去成都打工，说城里挣钱多，挣够了钱就回来盖新房，供女儿读书。
黄小妹没拦着，她知道男人是个老实人，不会瞎混。
男人走的那天，她把家里仅有的两千块钱塞给他，又给他煮了十个鸡蛋，看着他背着蛇皮袋踏上村口的班车，眼泪噼里啪啦地掉。
男人一开始还往家里寄钱，每个月五百块，不多，但够娘俩的生活费。可半年后，钱就断了，电话也打不通了。
黄小妹托人去成都打听，那人回来说，没找到她男人，只听说他好像跟一个外地女人跑了，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把黄小妹的天给劈塌了。
她抱着女儿哭了三天三夜，哭完了，抹干眼泪，看着女儿那张瘦巴巴的小脸，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把女儿养大。
她把家里的田地托付给亲戚，背着铺盖卷，带着女儿，挤上了去成都的班车。那是她第一次进城，看着高楼大厦，看着车水马龙，她晕头转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她在城中村租了个十来平米的小单间，月租三百块。
为了养活女儿，她什么活儿都干过。在菜市场帮人卖菜，凌晨三点就起床，一站就是一整天，腿肿得像馒头；在小饭馆洗碗，手泡在洗洁精水里，裂了一道又一道口子；在小区里做保洁，扫楼道，倒垃圾，被人呼来喝去。
一个月挣个千儿八百块，除去房租和女儿的学费，几乎剩不下什么。
女儿上初中那年，学费涨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费用，黄小妹的那点工资，彻底不够用了。
她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一起做保洁的大姐悄悄拉她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妹子，我知道个来钱快的地方，就是砂舞厅，当‘白菜’，陪男人跳舞，一曲十块，一晚上能挣不少。”
黄小妹那时候还不知道砂舞厅是啥地方，听大姐说要陪男人跳舞，脸一下子就红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一个有女儿的人。”
大姐叹了口气：“妹子，我知道你抹不开面儿，可你想想你女儿，她要读书，要吃饭，你这点工资，够干啥的？那地方是不光彩，但也没你想的那么不堪，就是陪人跳跳舞，只要你守得住底线，没人能强迫你。”
黄小妹的心，动摇了。她看着女儿作业本上的“优秀”，看着女儿那双渴望读书的眼睛，咬了咬牙：“姐，你带我去。”
她第一次走进砂舞厅的时候，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震耳欲聋的音乐，忽明忽暗的灯光，舞池里男男女女搂搂抱抱，她吓得不敢动弹。
大姐推了她一把：“妹子，别怕。”
有个头发花白的大爷走了过来，笑着问她：“妹子。”
黄小妹的脸唰地一下红了，点了点头，跟着大爷走进舞池。
大爷的手搭在她的腰上，有点粗糙，有点用力，黄小妹浑身僵硬。
三曲下来，大爷塞给她三十块钱，笑着说：“妹子，放轻松点。”
黄小妹捏着那三十块钱，手心都出汗了。这三十块钱，是她在菜市场卖半天菜才能挣到的。
从那天起，黄小妹就成了舞厅里的一棵“白菜”。她那年三十五岁，不算年轻，但胜在干净利落，说话也客气，慢慢就有了些熟客。
她见过各种各样的男人。有长得歪瓜裂枣的，一张脸皱得像核桃，跳舞的时候喜欢凑在她耳边喘粗气；有闷骚的，一句话不说，就知道搂着她晃悠，手还不安分；有油腻猥琐的，跳舞的时候喜欢讲荤段子，还想趁机占便宜。
一开始，黄小妹很反感，遇到过分的，她会躲开，甚至会跟人吵起来。可这样一来，生意就差了，一晚上挣不了几个钱。后来她想明白了，干这行，就得受得了委屈。
从那以后，黄小妹就想开了。她对自己说，这些男人，都是可怜人。
他们要么是退休了，儿女不在身边，家里没人说话，来舞厅找个乐子；要么是在外面受了气，被老板骂，被老婆唠叨，来舞厅放松一下；要么就是没什么本事，在现实生活中抬不起头，只能在舞厅里，花十块钱，找个女人陪自己跳舞，找找存在感。
他们都是被欲望驱动的囚徒，黄小妹这么想。既然选择了这行，就不能太挑剔。不管是丑陋的，闷骚的，还是油腻猥琐的，只要别太过分，她都不会斤斤计较。
她知道，要是对客人挑三拣四，就做不好这份工作，也赚不到钱，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客人不负责任——人家花钱来寻乐子，你摆着一张臭脸，算怎么回事？
想通了这一点，黄小妹的生意越来越好。
她不跟别的女人抢客人，也不撒娇卖萌，就安安静静地陪男人跳舞，客人跟她说话，她就认真听着，客人发牢骚，她就安慰两句。
她的舞跳得不算好，但胜在实在，很多男人都喜欢找她跳，说跟她跳舞，心里踏实。
一天下来，运气好的话，能挣个七八百块，运气差也能挣个四五百。靠着这笔钱，黄小妹不仅供女儿读完了初中、高中，还在女儿考上大学那年，在成都郊区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首付是她十年攒下来的血汗钱。
拿到房产证的那天，黄小妹抱着房产证，哭得像个孩子。她觉得，这么多年的委屈，这么多年的辛苦，都值了。
干这行的十年里，黄小妹也交过三个男朋友。
第一个是个开出租车的男人，四十多岁，老婆去世了，带着一个儿子。他经常来舞厅找黄小妹跳舞，一来二去就熟了。
男人对她挺好，知道她不容易，经常给她带早饭，晚上送她回家。黄小妹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跟他在一起了。
可在一起没多久，男人就开始嫌弃她的工作，说：“你别干这行了，天天跟别的男人搂搂抱抱，我看着膈应。”
黄小妹跟他解释：“我不干这行，怎么养活女儿？怎么还房贷？”
男人不听，非要她辞职。黄小妹不肯，两人就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个是个退休教师，文质彬彬的，看着挺斯文。他说不嫌弃她的工作，还说她是个坚强的女人。
黄小妹信了，跟他在一起了。可后来她发现，男人只是嘴上说说，他从来不肯带她去见他的朋友，也不肯带她回家见他的父母。
黄小妹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她主动提出了分手，男人也没挽留。
第三个是个做小生意的男人，性格豪爽，出手也大方。
他说要娶她，还说要帮她还房贷。黄小妹感动得不行，差点就答应了。
可就在谈婚论嫁的时候，男人的儿子找上门来，指着黄小妹的鼻子骂：“你这个不要脸的舞女，别想骗我爸的钱！”
男人站在一旁，一句话都没说。黄小妹看着他，心彻底死了。她转身就走，再也没见过那个男人。
三次恋爱，三次失败，原因都一样——他们都嫌弃她的工作。
从那以后，黄小妹就断了结婚的念头。她不是没想过找个伴儿搭伙过日子，可经历过这三次失望，她算是看透了。
这世上的男人，嘴上说得再好听，心里头还是过不了那道坎，嫌弃她是舞厅里的“白菜”，嫌弃她的双手挣过不干净的钱。与其找个人来给自己添堵，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不如一个人活得自在。她自己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女儿也长大了，不需要她再操心太多，结婚对她来说，早就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黄小妹也难过过，也迷茫过，可难过过后，迷茫过后，她还是得擦干眼泪，走进舞厅。她知道，没人能帮她，她能靠的，只有自己。
现在，黄小妹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一家公司上班，工资不低，还经常给她买衣服、买护肤品。
每天下午两点，黄小妹还是会准时出现在舞厅里，换上那条红色的连衣裙，坐在舞池边的塑料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男人。
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眼神里没有了年轻时的紧张和羞涩，只剩下从容和淡定。
有新来的小姑娘问她：“黄姐，你天天跟这些男人跳舞，不觉得烦吗？不觉得委屈吗？”
黄小妹笑了笑，给小姑娘倒了一杯水：“妹子，你记住，干我们这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也别太把客人当回事。他们是来寻乐子的，我们是来挣钱的，各取所需，互不相干。
那些男人，看着油腻，看着猥琐，其实都是可怜人，在现实生活中没什么本事，只能来这里找找存在感。我们受点委屈，挣点辛苦钱，不丢人。”
小姑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黄小妹看着舞池里晃动的人影，听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心里头平静得像一潭水。
她从三十五岁干到四十五岁，十年的时光，都耗在了这个小小的舞厅里。她在这里挣到了钱，买到了房，养大了女儿，也看透了人心。
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大概率不会再谈恋爱了，更不会再结婚了。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了舞厅里的音乐，习惯了那些男人的嘴脸。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挣钱，不用看谁的脸色，不用跟谁妥协，这样的日子，挺好。
再过几年，她就五十岁了，那时候，她可能就跳不动了。
她想好了，等攒够了养老钱，就把房子租出去，自己回资阳农村，守着老家的几亩薄田，养几只鸡，种点蔬菜，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
舞厅里的音乐还在响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大爷走了过来，笑着问她：“黄小妹，跳一曲不？”
黄小妹站起身，理了理裙摆，笑着说：“好啊。”
她跟着大爷走进舞池，灯光在她脸上晃过，她的笑容，平静而温暖。
她知道，这就是她的人生，不算光彩，不算体面，但却实实在在。她靠自己的双手，挣来了房子，挣来了女儿的前程，挣来了自己的尊严。
舞厅里的音乐，还在继续。那些被欲望困住的男人们，还在舞池里晃悠着。
黄小妹跟着音乐的节奏，迈着轻盈的舞步，心里头想着，等攒够了养老钱，就回老家去，看看田埂上的野花，听听村口的狗叫，那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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