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与南京：开天首郡与讲学首地|南京|徐达|朱元璋|李文忠|李韩公|滁州(古代)|王守仁

滁州与南京渊源深厚，文脉相连，尤其在从明代开国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滁州与南京的关系更加紧密。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看，滁州是大明王朝“开天首郡”，是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统一天下的第一个稳固据点。从文化、学术的角度看，滁州是心学大师王阳明的“讲学首地”，是王阳明从学者日众，心学思想更加成熟并广泛传播的起始地。以滁州为起点，朱元璋南征北战，创立大明王朝。而先是滁州，后是南京，为王阳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为政、讲学环境，促进了他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逐渐成熟。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自称“淮西布衣”，少年出家为僧，四处流浪化缘，踏遍淮西的山山水水，对山势地形了然于胸，为日后行军打仗储备了不可多得的知识见闻。对他平定天下更重要的，还有众多聚拢在他身边的谋臣勇将，后来的开国功臣。

大明政权的建立，离不开两大集团的支持，即淮西功臣集团与浙东文官集团。淮西功臣集团，顾名思义，其成员大多数来自安徽省的江淮地区，即所谓淮西，或称淮右地区。他们多为朱元璋的乡邻、友人、姻亲，他们在军事上战功显赫，并渗透到明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

朱元璋投身元末起义军，在濠州郭子兴帐下为亲兵，因足智多谋，能征善战，很受赏识，娶了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元至正十三年春（1351），朱元璋回家乡募兵，他的少年伙伴如徐达、周德兴、郭兴、郭英、张龙、张温、顾时、陈德、王志、吴良、吴祯、费聚、孙兴祖、李新、邵荣以及耿君用、耿炳文父子等等来投效，淮西功臣集团初步形成。第二年，朱元璋谋求独立发展，将兵卒交给其他将领，只带着二十四人出走，南略定远。这二十四人，是清一色的淮西人。其中，徐达、汤和是濠州钟离人，吴良、吴祯兄弟及华云龙是淮西定远人，华云是淮西淮远人，陈德、顾时、唐胜宗、陆仲亨、郑遇春、周德兴、谢成、郭英、耿炳文是濠州人，耿再成是淮西凤阳府五河人。

朱元璋很快发展出一支数万人的队伍，军纪严明，训练严格，吸引了一些有识之士前来投效。首先来投奔的是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冯国用深沉有计谋，冯国胜慓勇多智略。朱元璋问以攻敌方向，冯国用认为建康（元集庆路，今南京）形势险要，古书所云“龙蟠虎踞”之地，是历代帝王建都之所，应该先攻取作为根据地，然后逐步发展，扩充地盘。如果可以不贪子女玉帛，多做好事，取得民众支持，建功立业，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朱元璋闻言大喜，将他们留置幕府，甚为亲信。

为攻建康，先取作为门户要地的滁州。在进军滁州的路上，定远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李善长读书有智谋，善于料事，治法家学问，在地方上是知名人物。他和朱元璋谈得很投机，朱元璋问他四方兵起，什么时候才能太平。李善长劝朱元璋学汉高祖刘邦，刘邦也是出身平民，但气量宏大，目光长远，善用人而不乱杀人，五年时间就平定了天下，希望朱元璋可以学其所长。朱元璋留他作掌书记。朱元璋攻占滁州后，他的侄子朱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来起名叫李文忠）来投靠，定远人沐英，父母双亡，孤苦可怜，朱元璋把几个孩子收为义子，改姓为朱。他收的义子有二十多个，众义子作为心腹，打仗肯拼命，后来所占城池渐多，朱元璋常用义子作监军，与将官同守，随时监视。如胡大海守严州，就以李文忠来监视。

朱元璋在滁州聚集力量，将士用命，不断壮大，后攻取和州，占领太平，进占集庆，改名“应天”，后扫平群雄，在应天登基称帝，淮西功臣集团中人地位不断提高。朱元璋通过联姻方式笼络淮西功臣，如将开平王常遇春之女纳为皇太子妃，以广西都指挥使谢成之女为晋王妃，卫国公邓愈之女为秦王妃，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之女为燕王妃，宋国公冯胜之女为吴王妃，大都督佥事王弼之女为楚王妃，并将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之子李祺。朱元璋为自己在钟山修建孝陵，徐达、李文忠、常遇春、吴良、吴祯等人去世都被赐葬钟山之阴，拱卫孝陵，陵园至今尚存，2003年7月，作为明孝陵的组成部分一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朱元璋一边笼络淮西功臣，一边试图消除他们对自己统治权的威胁。朱元璋初据集庆时，贝琼有诗：“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楚客、淮人，都是朱元璋队伍中的淮西人。这些人中，龙凤八年（1362）骁将邵荣谋反，谢再兴叛变，不能不让朱元璋有所警觉。淮西功臣中，放恣不法者不乏其人，如汤和虽以忠心著称，但有嗜酒好杀的毛病；赵庸随李文忠征应昌，私占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让手下儒生窥伺朱元璋的旨意，以邀封爵；郭兴胆敢不奉主将之命；薛显则擅杀胥吏、兽医、马军，甚至为抢夺缴获的牲口而杀害天长卫千户吴富。

朱元璋虽然不时向功臣宿将发出警告，但收效甚微。许多功臣我行我素，不知收敛，偶有像汤和一样审时度势、选择功成身退的，但为数不多。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兴“胡党之狱”，除掉胡惟庸及其党羽，受牵连者多为淮西功臣。朱元璋撤掉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并说“今我朝罢丞相，大权一切归朝廷，以后嗣者，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又以“交通谋反”的罪名被赐死。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被锦衣卫告发“谋反”，牵涉到淮西功臣景川侯曹震、定远侯王弼、怀远侯曹兴、普定侯陈桓等。“胡、蓝之狱”造成“彻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将卒，坐党论死者可二万人”，淮西功臣集团最终覆灭。

朱元璋大杀功臣，主要目的是稳固政权。他认为，自己还可以勉强应对功臣势力，自己的子孙则绝无可能与其对抗，他对皇太子朱标就曾说：“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矣。”当然，如此滥杀，反而削弱了其政权的统治基础，导致后来建文帝在应对藩王叛乱时力不从心，深刻改变了明朝发展的历史进程。

朱元璋登基后，对滁州格外关照，施行惠政，轻徭薄赋，并将滁州柏子龙潭庙列入祀典。因为朱元璋驻扎滁州期间，遭遇大旱，军民俱困。朱元璋十分焦虑，准备求雨又不知何处可去，询问当地耆老，众人竟无言以对。此时滁州人杨文素提出滁州西南丰山有柏子潭，有神龙出没，建有祠堂，历来是祈祷之所。朱元璋大喜，亲往柏子潭求雨，不过，他的方式与众不同。站在高岗之上，朱元璋向潭中射出三箭，约期三天，如果下雨，必有敬神之举。三天后，天降甘霖，滁州这一年农田丰收，军民俱足。从此，朱元璋对柏子潭念念不忘，洪武六年（1373）九月十三，遣使祭柏子潭神龙，亲撰祭文。洪武九年，建祠宇，改封其神为“柏子潭神龙”。洪武十八年，又亲撰《柏子潭神龙感应碑》碑文，刻碑建亭，昭示天下。洪武十九年，因修建孝陵有功被封为崇山侯的李新，受命到滁州在柏子潭边建楼，修复神祠。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升滁州为直隶州，领全椒、来安县，直隶于京师应天府，后来永乐年间又改隶南京。因为行政的隶属关系，滁州得以与南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紧密联系，协同发展，共同繁荣。

在滁州成为直隶州之际，朱元璋根据实际，将管理全国马政的中央机构——太仆寺设在了滁州。马政即国政，马匹是行军作战和运输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朱元璋素来重视马政，京师养马之地就在钟山南麓、孝陵及孝陵卫附近，至今“马群”的地名犹存，而苜蓿园，就是种植马匹草料苜蓿的地方。朱元璋在滁州设立太仆寺，只因滁州为朱元璋起兵之地，他对此地了解最深。滁州西南琅琊山地区山峦起伏，连绵数十里，草木丰美，是一处天然牧场。太仆寺设立于此，也方便对江北各州县马匹的验查。太仆寺位于丰山之阴，在滁州城西南三里之地，前后溪水环绕，古木参天，山下野坡空阔，便于校阅马匹。

太仆寺作为历史上唯一设立于滁州的中央级政府部门，提升了滁州的政治地位。作为中央直属机构，太仆寺可把全国层面的政治、文化信息较快地传递到滁州，开阔了滁州的视野，扩大了滁州的施政空间。在太仆寺任职的官员，不少是文化大家、诗文巨匠，公事之余，登山临水，诗酒唱和，在滁州留下了众多文化景观和遗迹，至今文脉绵延发展。明初文人之首宋濂，到滁州游琅琊山，有游记传世；名列江南四大才子的文征明，因父亲文林任南京太仆寺丞，叔父文森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多次居滁，又为其父编《琅琊漫抄》，而对滁州文化格局和文化传承影响最大的，则是王阳明。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到京城任职，声名鹊起，学术逐渐成熟。正德七年，王阳明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第二年到滁州上任。滁州山水佳盛，地僻官闲，为王安石讲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很快，南京、湖南、江西、闽浙、岭南的诸生慕名跋涉至此从学，其中有往日学友，有原在北京、南京从学的官员，有各地的秀才举人，也有滁州本地的官员和学子，讲学规模有很大发展：“日与门人游遨琅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闻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除了言传身教，当场答问，王阳明还通过书信为各地学人释疑解惑。王阳明被琅琊山的秀色吸引，寄情山水，流连忘返，怡然自得，有诗云：“狂歌莫笑酒杯增，异境人间得未曾。绝壁倒翻银海浪，远山真作玉龙腾。浮云野思春前动，虚实清香静后凝，懒拙惟余林壑计，伐檀长自愧无能。”

王阳明在滁州教学时，反对道学和朱熹的“读书穷理”方法，教导弟子以静坐来纠正末俗辞章支离之学的流弊，强调身心道德修养。滁州学子孟源就“静坐思虑”问题求教，王阳明说“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查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

王阳明晚年以致良知为学之大头脑，认为良知是有无浑一的绝对无得实在，是无穷之生命的源泉，而立志则被认为是良知之用。正因为良知是先天的东西，所以立志才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说：“得立志时，良知之千事万为，只不过一事。”正德八年给黄宗贤的书信中，王阳明以立诚为“心髓入微”工夫，认为立诚是杀人之际用力于咽喉那样的东西；诚则自然笃实光明，即使有私欲萌动，也如烘炉点雪，一举而化。这时的王阳明，讲立诚是为了说明诚意、诚身的重要，并以此作为教学的头脑。王阳明认为，万理都是诚意的发露，那是比根更能生枝叶的东西，《大学》的格致实际是培养灌溉根的功夫，而诚意则是格致之主意。因此，如果舍诚意而专以格致为事，则如同培养灌溉而不植根一样，徒耗精力而一事无成。

王阳明认为，《大学》以诚意为本，所以他反对以格致为先、诚意为后的朱子《大学》说，而立《古本大学》，指出，若不努力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致知为事，那就成了“支”；同样，若不以格物为事而只努力于诚意，那就成了“虚”；不本于致知而仅以格物诚意为务，那就成恶劣“妄”，和达到至善相距甚远。从滁州时期开始，王阳明以立志或诚意作为学之头脑，承接和深化他在贵阳讲学时提出的“知行合一”的说法，以知之真切笃实为行，以行之明觉精察为知，而诚则可以说是知之真切笃实处，良知则可以说是行之明觉精察处。所以一般认为，良知也可以叫作诚，离诚则无良知可言。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的真谛。从滁州讲学开始，经过千辛万苦的磨难，王阳明体悟到明觉精察的良知是人人先天具足、直截了当、简单真切的东西，才开始以致良知为学之头脑。

滁州为王阳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为政、讲学环境，促进了他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逐渐成熟，稳定的讲学心境也让他应对后来的惊涛骇浪做足了准备，滁州成为他心中的一个锚点。既然宋儒“得君行道”的理想不可企及，他便转向了“觉民行道”，并在此后见诸行动，这也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离开滁州到南京任南京鸿胪寺卿的几年，王阳明延续了在滁州的状态，也时刻关注着滁州旧友的思想动态，游赏名胜的旧好与在滁州时并无二致，并有《游牛首山》、《登凭虚阁和石少宰韵》、《登阅江楼》、《狮子山》、《游清凉山三首》等诗作传世。他的《山中懒睡四首》之二写道：“扫石焚香任意眠，醒来时有客谈玄。松风不用蒲葵扇，坐对青崖百丈泉。”体现了与他在滁州一般的清静闲适。同时，在滁州、南京的讲学，又拉开了他充分发挥军事才能，直至平定朱宸濠叛乱建下不世之功的序幕。

正德十一年（1516），看重王阳明军事才能的兵部尚书王琼举荐他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统兵征战南赣，王阳明有了用武之地，经过地方工作与军事行动并举、战与抚双行、强攻与奇袭交用，王阳明前后仅用了一年时间，便平定了漳州、大帽山、横水、桶冈等处的民变。正德十四年（1519），福建兵变，王阳明奉命于六月初九从江西出发前去勘查，十五日刚到丰城，便得到了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报告。只用了几十天时间，王阳明便平息了宁王的叛乱。王阳明虽立下盖世奇功，但权贵们纷纷构陷，反而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平叛前后的百死前难，也促发了他对成圣这“第一等事”更深的体悟，结果便是他晚年“致良知”之教的提出。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病逝，世宗继位。不久，世宗下诏命王阳明赴京任用，但为辅臣所阻，王阳明洞知其中利害，便乞请便道回乡省亲。世宗批准了他的申请，还特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二月论功封他为“新建伯”。嘉靖元年(1522）二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病逝，王阳明从此在家乡守制居丧，并为门生讲学，开始了长达六年的赋闲生活。正德七年南京太仆寺少卿之任、正德九年的南京鸿胪寺卿的升迁，是储才待用，这一次南京兵部尚书的升任，则是让他主动离开。自然，无论待用还是离开，都标示出王阳明与滁州、与南京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