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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上海的地下组织，那真是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到处都是敌人，营救同志、地下活动，样样都等着钱救命。
苏区想尽办法调来了120两黄金，这可真是“救命钱”啊。
可偏偏就在这要命的关头，这笔钱…它就没了。
这一“没”，背后可是9位同志没能被救出来，惨遭杀害。
01
要说1931年的上海，那真的是风声鹤唳。
咱们的地下组织，因为叛徒的出卖，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那会儿的情况有多凶险？说个细节，周恩来和陈赓，就因为晚了5分钟，差点就…你想想吧。
在那种环境里，你想要开展工作，想要营救被抓的同志，哪一样离得开钱？
没钱，那真是寸步难行。
举个例子，那时候周恩来去找杜月笙，希望他能出面帮着救人，活动费一开口就得5000大洋。
这钱从哪里来？
上海的组织根本没法公开筹款，老百姓自己都活不下去了。
指望国际汇款吧，那条道也早早被国民党给堵死了。
所有的指望，都落到了苏区头上。
可苏区那边，自个儿也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
即便这样，还是想方设法，硬是给上海那边调拨了12根金条，按照当时的老秤，足足有120两。
这笔钱，在那个节骨眼上，它就不是金子，它是命。
是9个被捕同志的命，是一次关键游行的经费，是好几位病重同志的医药费。
钱在路上，可人命在倒计时。
可谁也料不到，这笔十万火急的救命钱，压根儿就没能送到上海。
它…在半道上，丢了。
02
要说这笔黄金的运送，那保密工作，真的是做到了能想到的极致。
120两金子，全部装在一个白铜小盒里。
装进去之后，直接用锡焊死，就是为了防止路上被人给掉包了。
你以为这就完了？
更绝的是凭证。
唯一的收货凭证，是一个“快”字。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写的字。
这是林伯渠同志亲自写的，然后让刻章的老师傅，把一块硬木，反反复复地煮上好几遍，煮到这木头硬得跟石头一样，再拿来刻成印章。
这还没完。
最关键的一步是，这个“快”字印章，被拆开了，拆成了七个笔画。
七个笔画，分别交给七个交通员。
从瑞金出发，一站一站地传到上海。
上线跟下线交接，别的都不看，先看笔画。你得把你手里的那部分笔画凭证拿出来，对上了，才算是自己人，才能把那口白铜盒子交给你。
而且，上线交接完，还得把自己的那份笔画交给下线。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拼图游戏”嘛，少一块都不行。
理论上，这七个交通员，一站一站接力。
等到了最后一个交通员，他手里就该有全部七个笔画，能拼出一个完完整整的“快”字。
这个设计，在那个年代，你说它“天衣无缝”，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03
为了安全，这运输路线也是绕了老大一圈。
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全都不走大路，专挑国民党防备松懈的小路走。
估计着，一个月怎么也该送到上海了。
可上海那边呢，真是“等米下锅”。
地下党组织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金子的影子。
这都火烧眉毛了！
催款的电报，一连发了五次。
苏区那边这才猛地一激灵，意识到：坏了，出大事了！
赶紧查！
林伯渠把负责保管凭证的同志叫来，打开盒子一看，七个笔画，回来了六个。
唯独少了最后一笔——捺。
这一下，问题就清楚了。
前面六站，从瑞金到杭州，都没出问题。
问题，就出在了从“松江”到“上海”的这最后一棒。
当时保卫局就派人去查了，可你想想，那是白区啊，国民党的地盘。
调查难度有多大？
不光要潜入白区，还得去查那七个交通员。
可交通员的身份，那是绝密中的绝密，单线联系，除了上线，谁也不知道下线是谁。
调查员去了三个月，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他找中央要那七个交通员的名单和身份…
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嘛，为了保密，名单不能给，可不给名单，案子又查不了。
这一来二去的折腾，案子也就给耽搁下来了。
这一耽搁，就是18年。
04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
那会儿真是百废待兴，要忙活的事儿千头万绪。
但是，中央的领导们，压根就没忘了18年前这笔带血的账。
一道命令，直接下发到了华东公安局：
立刻调查1931年黄金被劫一案，务必，抓到劫犯！
这个案子，在公安局内部，被称作：“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专案组的同志们，一头就扎进了18年前的那些旧档案里。
第一站，北京。
他们见到了林伯渠。
林老事情多，只给了专案组20分钟的时间。
就在这20分钟里，专案组才算搞清楚了当年那个“快”字印章的来龙去脉。
林老也很遗憾，说要是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更清楚。
唯一的线索，就是第一个交通员姓秦，给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线索就这么一根，断了可就全完了。
专案组马不停蹄，杀到沈阳，在军区医院里，找到了正在疗养的高自立。
高自立一听，想起来了，说：哦，那个小秦啊，如今在南宁呢。
05
专案组的人，真是脚不沾地，又从沈阳赶到了南宁。
总算是找到了第一个交通员，秦朴。
这会儿的秦朴，已经是副师长了。
当他听完专案组的来意，一拍大腿，第一句话就是：
“哎呦！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我当是啥呢！原来是黄金！”
他回忆说，自己是第一棒，骑着马，跑了6天，跑了250公里，到了南平的关帝庙。
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
你瞅瞅，这交通员的身份，真是五花八门，藏得够深。
那个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负责打扫，就能住庙里的屋子，还有4亩地耕种。
秦朴说，他到了关帝庙，对方拿出钥匙，打开了他手上的锁，确定是自己人。
然后，秦朴收了对方的笔画，把盒子交了出去。
俩人全程没说过一句话，秦朴转身就骑马回瑞金了。
他对着专案组拿出的那个“快”字，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那么小，原来有七个呀…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我是第一起笔的第一画儿。”
顺着秦朴这条线，专案组又找到了南平的那个“庙祝”，他当时已经是县里的副书记了。
再顺着“庙祝”往下摸…
福州的、温州的、金华的…
这条线，一个一个地被串了起来。
最后，线索追到了杭州，一个叫刘志纯的人。
06
找到刘志纯的时候，他已经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了。
他说，因为那会儿战乱，一来二去的，就跟组织失去了联系。
可对18年前的这事儿，他记得是清清楚楚。
“那是我第一次，为咱共产党效力…”
刘志纯说，他那时候经常看《民国日报》，思想比较进步，就被附近的地下党给关注了，发展他成了交通员。
结果呢，整整一年半，根本就没人联系他。
他以为这事儿黄了。
可突然有一天，有个穿着打扮很洋气的女人，上门来跟他对了暗语。
随后，给了他新的暗语和新的联络方式。
又过了一个月，一个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的人找到了他，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都交给了他。
再三天后，交接黄金的上线，摸黑来了。
还是老规矩：先开锁，后收走笔画。
俩人也是一句话没说。
对方做完一切，跟他挥了挥手，就消失在了夜色里。
可那人刚离开五六分钟，刘志纯就听到了外面传来喊打喊杀的声音，还有狗叫。
他估计，那个上线，八成是被抓了。
刘志纯拎着那个沉甸甸的箱子，一声不吭地就离开了住所，直奔松江。
结果，他在松江转了一圈，压根就没找到接头的那个人。
没办法，他只能又回到了杭州。
07
回到杭州5天之后，刘志纯正在店里忙活。
老板喊了一声：“刘志纯，接客。”
刘志纯带着客人来到后院。
结果，对方开口就说了暗语。
刘志纯这才明白，这就是他要等的下线，一个穿黑色袍子、戴黑色帽子的中年男人。
老流程：开锁、凭证、笔画、交货。
刘志纯因为是新手，啥都觉得好奇，就在对方收货的时候，忍不住伸着头，朝人家的钱包里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他看见了一张小小的、薄薄的、蓝色的纸。
那张纸，看起来很像是“客栈账房预付款收据”。
这个线S索，在18年后，成了破案的关键。
专案组立马杀到松江，开始查18年前的客栈。
这活儿，你想想，18年了，松江城里那么多客栈，要找一张蓝色的收据…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嘛。
查了半个多月，真是把底都翻过来了，总算查到了点眉目。
一个叫周德的，是富贵糕团店的掌柜，当年定过那家客栈的那间房。
08
专案组赶紧找到周德。
周德一回忆，说：没错，房间是我定的。
专案组的人，刚要激动…
周德下一句话来了：但不是我住的，是给我亲家刘羽定的。
专案组的人，心里咯噔一下，估计是凉了。
为啥？
因为这个刘羽，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线索，到这儿，嘎嘣一下，又断了。
专案组不死心啊，他们猜测，也许是找错人了，那个刘羽，可能根本就不是交通员。
于是，他们又发动群众，在整个松江城里打听：
18年前，有没有人见过一个“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人。
结果可想而知，全城参与，第二天纷纷表示，没查到。
就在大伙儿都快绝望的时候，专案组里有个成员，说要回家探亲，领导批准了。
有时候吧，这事儿就这么巧。
这个组员在探亲的时候，在饭店吃饭，跟人聊起了这个案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饭店的老板听到了，插了一句：“你们查了旅馆，可当时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
08
（章节编号重复，按逻辑顺延为09）
09
原来，那时候国民党的军官，晚上喝酒喝太晚了，错过了车和船，又不能随便住旅馆。
所以，他们的保安团司令部里头，有一个招待所，大概50多张床位。
这老板为啥知道呢？
因为他当年，就在那个司令部里当大厨。
专案组一听这话，立马掉头，去查国民党保安团司令部的招待所档案。
这思路一下就打开了：
只要查出当晚，住在招待所里的有谁不是军人，那个人，八成就是刘志纯的下线！
一查，还真就查出来一个。
这个人的名字，叫梁壁纯。
顺着梁壁纯这个名字，专案组又查到了一家药店。
药店的老板一听，回忆说：“梁壁纯？哦，是我们的伙计。他人品特别好，制药的手艺也好，就是不爱说话。他有个亲戚，是国民党保安团的连长。”
专案组一听，这不就对上了嘛！
结果老板下一句话，又让大家的心提了起来：
“可是有一天，不知道咋回事，梁壁纯突然就失踪了。”
又失踪了！
线索又断了！
专案组的人，真是没辙了，只能再次回北京，通过层层审批，调集梁壁纯的资料。
这可不是小事，足足批示了半个月。
最后，拿到了梁壁纯的档案，里面有当时领导交代他任务时的原话：
“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10
专案组也查清了梁壁纯“失踪”的真相。
1931年12月9日，早上7点，梁壁纯坐着船渡江，随后就坐上了黄包车，去找上海的地下党接头。
在过曹家渡桥的时候，因为那个桥高，车上不去，就有两个人上来帮忙推车。
结果，就是这两个推车的人，其中一个，用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捂住了梁壁纯的口鼻。
梁壁纯当场就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医院里了，整整睡了一天两夜。
他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喊一声：“哎呀！我的行李！”
检查了一下，随身的东西都在，唯独那个装着黄金的小皮箱，没了。
梁壁纯是老党员，他心里清楚，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丢了这东西，是要掉脑袋的。
他当时也向国民党警察报了案，但只敢说丢了100两黄金。
可那个年代，这种麻醉抢劫的事儿太普遍了，警察压根就不信他，当他是说谎，估计他一两黄金都没有。
报了案，也没人管。
梁壁纯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不敢回组织，也不敢再待下去，只能隐姓埋名，浪迹江湖去了。
案子查到这儿，人是找到了，黄金被劫的经过也清楚了。
可黄金呢？劫匪呢？
18年过去了，人海茫茫，上哪儿找去？
11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从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来了。
上海，一个监狱里。
一个犯人，拉着狱警，神神秘秘地问：
“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这…真的假的？如果，我检举曹家渡的案子，算不算立功？”
当时值班的，是位退休后又返聘的老刑警。
他一听“曹家渡”这三个字，嚯，这还得了？
他立马说：“立功，大功！”
这个犯人，名叫冯安宝，34岁，是个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因为玷污了女人的清白，被判了十年。
他开始交代。
他说，他老爸是开机修厂的，修汽车、摩托车啥的。
他有个表兄，叫吉家贵，25岁，原本是舞厅的内部保安，喜欢练功，也好交朋友。
吉家贵经常在冯安宝家蹭饭。
冯家呢，有辆二手的黄包车，是别人抵债抵过来的。
后来冯家生意好了，买了进口的全新黄包车，这辆老的，就成了冯安宝的玩具。
吉家贵就拉着表弟玩，这么玩了两个月，吉家贵拉车的技术，练得跟真车夫一样。
后来冯少爷玩腻了，吉家贵就拉着这辆车，出去跑生意。
关键的来了。
1931年10月16日，冯安宝过生日，吉家贵来庆祝，结果就在表弟家住了两个月。
可是在12月的某一天，吉家贵把那辆黄包车送了回来，而且洗得干干净净。
从此之后，吉家贵就再也不拉车了。
冯家和吉家的来往，也少了。
没过多久，吉家贵就在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生意还特别好，后来又开了分店。
12
冯安宝为啥知道这事儿呢？
他在监狱里，也听说了公安局在查19年前的曹家渡黄金大劫案。
他越想越不对劲。
他对着老刑警说：
“我想到，你们说的黄包车，咋就跟我家那辆一摸一样呢？你们说三个人作案，一个拉车两个推车，会不会就是我表哥，和阿古以及小克，他们3人呢？”
老刑警一听，这案子牵扯太大了，赶紧上报公安局。
专案组这边，正在彻夜未眠地翻当年的巡捕房卷宗，想看看梁壁纯报案后，巡捕房有没有查到啥线索。
突然接到这个消息，所有人，也来了精神。
他们立刻冲到监狱，问冯安宝：“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冯安宝说：“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我记得特别清楚，号码是300196。”
“就是他！”
专案组的成员，猛地站了起来。
之前在巡捕房的卷宗里，查到的牌号是300169，是一个茶馆伙计提供的。
18年了，原来是目击者看错了，把96，当成了69！
13
连夜出动！
拘留“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
就在吉家贵的店铺里，专案组搜出了一个白铜盒子。
打开一看，虽然金条没了，但这盒子，正是18年前用来装黄金的那个！
19年了，吉家贵大概也以为这事儿早就过去了。
面对这铁证，他供认不讳。
就是他策划的，伙同刘阿古和庄克。
他们三个，就是想抢一笔钱，开了店，然后就洗手不干。
谁知道，一抢就抢了十二条“大黄鱼”。
三个人，一人分了四条。
作案之后，他们就把黄包车还给了冯家，而且三个人约定，从此再也不联系。
钱是抢到了，可这钱…它烫手啊。
1950年5月12日，早上7点，刘阿古在他开的五金商行里被抓获。
搜查了一遍，金条是没找到。
但是搜出了黄金耳环和项链14件，都是用当年抢来的金条打造的，全部没收。
14
吉家贵抓了，刘阿古也抓了。
那第三个人，庄克呢？
专案组接着查庄克的下落。
这一查，查出来的结果，让所有办案人员都愣住了。
庄克，在1934年，托朋友介绍，拜了杜月笙当师父。
1937年，抗战爆发。
杜月笙派遣他，参加了国民党的“抗日别动军”。
1939年，庄克在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死在了战场上。
据说是被炮弹，给炸穿了大腿。
抗日战争，中国获得了胜利。
庄克，因为死在了抗日战场上，被追认为烈士。
15
专案组的人，最后找到了庄克的父母家里。
老两口听说了儿子的事，交出了两根金条。
他们说，这是庄克当年参军之后，交给他们保存的。
专案组请来了当年瑞金苏区的那位金匠。
老师傅拿着金条一看，当场确定，这，的的确确是出自他的手中。
这桩横跨18年的大案，总算是水落石出了。
吉家贵和刘阿古，这两个家伙也是个人才，抢了救命钱，开了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逍遥了19年。
他以为这事就过去了，结果到了1950年，还是被揪出来了…你说这图啥呢。
至于他们的下场，自然是免不了伏法。
那个在监狱里举报的冯安宝，因为立下了大功，6个月之后就释放了。
政府还给他安排了工作，去物资公司门口，做了保安。
这安排，也算是到位了。
最有意思的，还是那个庄克。
他拿着抢来的钱，转身去抗日，还真就死在了战场上。
这事儿，你说该怎么评价呢？
人是没了，钱也还在，可那9位同志的命，是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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