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的战局早已明朗，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南京城里人心浮动，军政要员们纷纷为后路谋划，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也深陷在派系纷争与败局已定的双重困境里，而他心中最放不下的，始终是父亲长眠的中山陵。
孙科1948年12月接手行政院长一职时，国民党政权已濒临崩塌，内部矛盾重重，政令不通，他这个院长当得举步维艰。1949年1月，眼看北方战局愈发不利，孙科只能将行政院迁到广州办公，试图避开南京的混乱，可即便如此，仍难挽颓势，党内质疑声不断，撑到3月份，他终究还是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彻底退出了当时的政坛。辞职后，孙科没在南京多作停留，但离开之前，他特意挤出时间去了趟中山陵——那是父亲孙中山先生遵照遗愿安葬的地方，从建陵到奉安大典，他全程参与，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感情。
当时负责中山陵守卫工作的是代理拱卫处长范良，范良16岁就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23年起担任孙中山的贴身卫士，中山陵建陵时他全程参与，安葬孙中山时还亲手抬过灵柩，几十年来一直坚守在陵寝旁，是最懂中山陵的人。见到范良后，孙科没有多余寒暄，直接问起关键问题：“要是解放军渡过长江，你们守陵的人该怎么办？”范良跟着孙中山多年，又守了这么久的陵，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变局，只能等着孙科拿主意。孙科望着父亲的陵寝，语气里满是无奈，沉默片刻后叮嘱范良：“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很尊敬总理，不会为难守陵的人，你们千万别离开，到时候把武器都交出去，安心守好陵就行。”这番话里没有往日的政治底气，只剩对父亲陵寝的牵挂，他知道自己无力挽回国民党的败局，能做的也只有为父亲的安息之地多尽一份心。
其实早在解放军筹备渡江战役时，中共中央就已将中山陵的保护纳入重要考量。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专门向前线部队下达指示，要求务必“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给予照顾”；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更是亲笔写下“保护中山陵”的手令，反复强调中山陵的重要性，要求部队进城后绝对不能让陵寝受半点破坏。1949年4月20日，国共北平和谈破裂，解放军当晚便发起渡江战役，战线一路推进，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这座见证了无数历史的城市，迎来了新的篇章。
4月24日凌晨，解放军第35军105师315团副政委刘志诚，原本带着部队追击南逃的国民党残部，行至中央医院门口时，侦察兵回报中山门外有一支国民党部队。刘志诚立刻想起上级关于保护中山陵的嘱托，当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严禁擅自开枪，先弄清对方身份再作处置。派人上前沟通后得知，那支部队正是中山陵的拱卫大队，带队的正是范良和拱卫大队长王全。刘志诚随即派人喊话，表明解放军是来和平接管中山陵的，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范良牢记孙科的叮嘱，本就无意对抗，很快便带着王全出面协商，双方迅速达成共识：解放军进驻中山陵及周边区域，拱卫大队将枪支弹药造册封存后上交，接受改编，全体人员继续留任守陵，执勤时改为徒手配合解放军工作。
谈判结束后，范良陪同刘志诚和部队干部登上中山陵，刘志诚带着战士们在孙中山先生的坐像前鞠躬默哀，随后又绕着墓室里的卧像和棺椁缓缓环行一周，以此表达对革命先驱的敬意。刘志诚拍着范良的肩膀说：“为了迎接解放，你们前期做得很好，现在南京解放了，还要继续带领大家好好守陵，把中山陵看护好。”当天开始，中山陵出现了罕见的景象：每个哨位都有两名执勤人员，一名是身着解放军军装、手持钢枪的战士，一名是身着国民党军服、徒手站立的拱卫队员，两人相向而立，默契配合，共同守护着陵寝的安全。
刘志诚在后续工作中发现，守陵人员和陵园工作人员个个愁眉不展，深入了解后才知道，国民政府财政部早已仓皇南逃，大家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薪水，家里连基本的口粮都成了问题，所有人都担心“换了朝代就丢了饭碗”。刘志诚当即向上级汇报情况，请示后很快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凡是愿意继续留在中山陵工作的人员，新成立的南京市政府全部留用，待遇照旧，之前国民党拖欠的薪水也会全额补发。没过多久，拖欠的薪饷就足额发放到每个人手中，大家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对解放军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忐忑变成了感激，守陵工作愈发尽心尽责。
从4月24日和平接管到8月1日部队撤出，刘志诚带领战士们圆满完成了中山陵的守卫任务，整个接管过程一枪未发，陵寝的一草一木都完好无损。后来陈毅得知中山陵的接管情况，特意称赞道：“解放南京的战役中，中山陵接管得最好。”1949年8月，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山陵园管理处，全面接手中山陵的日常管理工作，这座承载着革命记忆的陵寝，从此进入了安稳保护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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