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杜凤治第一次坐轮船。
他从浙江去广东上任，登上那艘冒着黑烟的洋船，看什么都新鲜。他在日记里写：
“同诸君看火轮机关，转动处物件甚多，精妙无匹。下锚、上货以及取水、磨刀琐事，无不以机关转运，不费人力，亦巧甚矣！夺造化之奇！是何鬼物，有此奇妙之想，亘古绝无。”
这一年，他五十二岁。
十四年后，在广东香山县，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第一次登上轮船，也写下了一句话：
“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这个少年，叫孙中山。
两个时代的人，隔着四十岁的年龄差，看到同样的“奇物”，反应却完全不同。
杜凤治惊叹完了，继续当他的知县。
杜凤治其实是个愿意了解西方的人。
同治五年刚到广东，他买的第一批书里，就有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那是当时介绍世界地理最全的书。
此后十几年，他一直读报，《申报》《香港华字日报》《循环日报》都看。他还从外国领事馆官员、华人买办那里打听外国大事。
他的日记里记过苏伊士运河开通、普法战争、俄国沙皇遇刺。他甚至用过钟表，记时间干支、“几点钟”并用。
可知道归知道，用归用。
杜凤治当知县时，大家用洋枪吗？用。但不是官兵用，是盗匪用。
他在日记里记过很多盗劫案，盗匪手里拿的都是“洋枪”“鬼枪”。而官兵呢？基本没有。衙役更完全没有。
英国人有一份记载：1877年，他们在广州看了一场军事检阅，清军用的还是刀剑、弓箭、长矛、盾牌和抬枪，只有少数“中国式卡宾枪”。那一年，杜凤治正好在南海知县任上。
电报呢？也没有。
广东的电报局还没建起来，重要信息都得靠香港转。香港洋人的电线一断，消息就全断了。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他在罗定知州任上，收到一封从广州来的急信。信里说：
“英国领事有密信致署制台张中丞，不知何事。中丞当传冯首府密语，首府出，又往见将军，转拜尚中协……外间轰传英国电报云十二月初六日有非常之变矣。”
杜凤治看完信，在日记里写了一句：“恐英国必不敢擅造谣言也。”
他猜对了。十二月初六日往前推一天，是十二月初五日——那一天，是同治皇帝驾崩的日子。
皇帝死了二十三天后，他这个署理知州，才通过英国人的电报，得到了消息。
最让杜凤治头疼的，是跟洋人打交道。
同治年间，他碰上一起案子：法国传教士强占民房。
按大清律，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但对方是洋人，背后有领事。
法国领事很快就来了，态度强硬：这是“百姓自愿让房”，不是强占。
杜凤治心里清楚，什么自愿，全是扯淡。但他拿不出证据。传教士有条约保护，有领事撑腰，他一个知县，能怎么办？
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扎心的大实话：
“洋人一纸照会胜我十次升堂。”
这句话，把晚清地方官的无奈写尽了——你升堂十次，审出来的结果，抵不上洋人一封信。
最后怎么判的？“百姓暂迁，传教士补偿修缮费。”
表面上看，两边都给了台阶下。但杜凤治知道，这就是妥协。不是他不想硬气，是硬气没用。弄不好，连官位都保不住。
还有更荒唐的事。
同治十年夏天，广州城里突然流传一个消息：洋人收买了中国人，往水井里撒“神仙粉”，谁喝了谁生病，然后洋人就来治病，趁机逼人信教。
这案子我以前写过，当时闹得整个广州人心惶惶，有人喊着要烧教堂。
两广总督瑞麟慌了，赶紧派人抓“撒粉犯”。抓了一堆人，审也没审清楚，就杀了几个无辜的。杀了还不够，还要向洋人赔礼道歉，求人家谅解。
杜凤治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事。他没写自己怎么看，但他记下了各级官员的“看法”“想法”“做法”——真实可信，细思极恐。
那些被杀的人，到底是不是真凶？没人知道。但洋人的教堂保住了，事态平息了，这就够了。
杜凤治和少年孙中山，都看到了轮船，都感到了震撼。
区别在于：孙中山想的是“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杜凤治想的是“是何鬼物，亘古绝无”。
一个想学，一个只是惊叹。
他甚至预言过广东会出大事。他在日记里写：广东人不甚尊重王法、不怕官、不安本分，将来会成为天下大乱的策源地。他说，不出十年，就会有人振臂一呼，在广东发动数以十万计的人造反。
他没想到的是，那个振臂一呼的人，此刻才刚刚出生。而他日记里记下的那些无奈、憋屈、愤怒，正是这个人将来振臂一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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