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厅静得像停了风，1948年11月4日，庭长逐一念票，来自印度的拉达·宾诺德·帕尔抬起右手，声音不高，反对定罪，所有被告无罪，全场人看过去，目光落在他一人的举动上，唯一全程投反对票，这一刻被记了下来，争议跟着走到案卷之外，走进人心的判断里。
回到更早，1886年的出生，印度学界的路径，国际法课堂的板书，学生们劝他按盟国立场行事，他在日记里写一句，法律不应成为胜利者的工具，六箱书装好，航线定好，到东京，殖民当局的提示摆在桌面，他没接话，路自己走。
8月的独立消息传到东京，他的语气更硬，和中国法官向哲浚私下对谈，他摊开自己的盘子，审的不止日本战犯，还指着殖民史上的双重标准，他去翻档案，开出传唤要求，把英国殖民官员的名字递向庭长，庭长韦伯摇头，程序终止在门口。
量刑阶段，帕尔把观点推到最远，法律依据不足，全部无罪释放，名字一串排下去，东条英机，松井石根都在列，他在反对意见里写到一个比喻，投放原子弹的命令也要纳入同样的标准，如果算战争罪，那就一起讨论，法庭另一侧，美国法官的回应很锋利，词语对撞，纸页沙沙作响。
他的声音并非孤立在空中，部分亚洲的民族主义者表达支持，挑战旧秩序的姿态获得掌声，受害国的语气完全不同，中国方面发出正式声明，指明他忽视中国民众生命遭遇，朝鲜半岛的媒体给出尖锐称呼，菲律宾方面更把意向传到远东法庭，希望他离开审判席位，立场对立摆在地图上。
走出法庭，他回到祖国，印度政府的态度是理解但不背书，责任不追，褒奖不提，日本方面的邀请很快寄来，1952年的访问安排紧凑，裕仁天皇给出会见，话里话外都在感谢，他和一些右翼团体保持距离，捐款不收，接受一所大学的荣誉学位，行程平稳结束。
把那本反对意见书翻开，底层逻辑指向法律实证主义，他不断强调法不溯及既往，二战前没有写进法条的罪名，不该拿来追究旧事，学界的回应分成两列，一边说他守住法律底线，一边提醒他忽略战争中的道德维度，议题被讨论到今天仍未停下。
1967年，加尔各答的葬礼现场，印度学界和社会人士送行，受害国的使节没有出现，日本驻印度大使带着花圈到场，吊唁动作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反映，一段旧事又被翻出来讨论，人们把目光再次移到他的名字上。
新材料逐步开放，研究者的视角开始分叉，有学者指出，他在审判期间与尼赫鲁有秘密会面，尼赫鲁给出建议，借东京审判发声，服务亚洲的反殖民诉求，这条线索把他的立场拉到法律与政治的交汇处，判断不仅来自法条，也来自时代的目标感。
2006年，中日学者的联合研讨开场，主题放在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帕尔的意见书被单独拎出来拆读，中国学者指出其学术价值所在，同时指出他在侵略本质上绕开关键，日本学者承认右翼对意见书的过度使用，原本的学术意图被偏移，讨论把视角拉回多维的评估方式。
审判尾声还有一个细节，被他写进日记，他看见行刑消息，写下一段话，自己的判决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轨迹，他仍愿意期待未来能有中立的国际法庭，让法律摆在战争之外，立场不动，追求在，话说得克制，也能看出他的目标感。
回看整件事，把他贴上“对”或“错”的标签很快，但信息不会就此完结，他的那一票把东京审判的局限照出来，胜利者主导的结构在那里，他个人的误判也显影，把日本的侵略与民族解放并置，受害者的处境被遮住，史料与事实需要在台面上铺开。
这一段故事传到今天，信息仍在提醒人，真实常常呈现为复线结构，东京审判既是对侵略罪行的制度性清算，也带着时代的限制，帕尔这个特殊角色留下可供研究的样本，关于战争与正义，法律与政治，怎样把不同维度并置，怎样在叙述里保留复杂性，怎样在制度层面继续推进更稳的秩序与更清晰的边界，方向已经在历史里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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