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平这个名字，民国法律圈里以前提起，那都是跟“正义”挂钩的，可后来，彻底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符号。他这一辈子，真是过山车似的，从大家都敬着的爱国律师，跌成千夫所指的“战犯辩友”，最后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凄凄惨惨地走了。
之后十几年，江一平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给中共地下党员黄慕兰做过无罪辩护，帮“七君子”里的沙千里出过力，甚至还推动了中国第一个女权案。上海沦陷后，汪精卫的伪政权想拉他入伙，给的是伪司法部部长的位子，江一平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带着家人一路辗转跑到重庆，后来当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还兼着复旦大学副校长。那时候的他，在大伙儿眼里，就是有骨气、有底线的爱国读书人。
抗战胜利后，江一平回了上海，那时候他在法律界已经是顶尖人物了，还当选了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平时来往的都是些达官贵人。可谁能想到啊，一场能毁了他一辈子的审判，正在等着他。1945年日本投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那可是头号战犯，按说就该拉到国际法庭上严惩。这个恶魔在中国作恶32年，“九一八”事变、济南惨案都有他的份，还推行“三光政策”，就1942到1943年，华北差不多100万老百姓死在他主导的“大扫荡”里，武汉会战、桂林柳州战役也都是他指挥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
可那时候国共内战打得正凶，蒋介石看上了冈村宁次的军事经验，还有日军剩下的武器装备，想把他留下来给自己用。但这事不能明着来，国民党政府只能搞一场“走过场”的审判，找个有名望的律师给冈村宁次做无罪辩护，就成了这场闹剧的关键。国民政府的高官找到了江一平，又是给巨额报酬，又是许高官厚禄。江一平一开始也犹豫，他爹江梦花知道这事儿后，气得拄着拐杖骂他：“你要是敢给日本鬼子辩护，我就没你这个儿子！”他媳妇也跟他摊牌，说他敢去就离婚，劝他守住民族底线。
结果江一平还是没顶住诱惑。1948年8月23日，上海军事法庭公审冈村宁次，一千多个旁听座位全坐满了，老百姓都攥着拳头等着看战犯伏法。这次辩护是江一平跟杨鹏、钱龙生一起，江一平是主辩。当江一平穿着笔挺的西装走到辩护席上时，全场一下子就炸了。检察官一条一条念冈村宁次的罪行，每念一条，底下的人都恨得牙痒痒，可江一平却在法庭上说了些让人恶心的话：“冈村宁次在华北的时候，给农民发过棉布，还打击奸商，做了不少爱民的事。”
这话一出口，老百姓的怒火直接就烧起来了，“汉奸”“卖国贼”的骂声此起彼伏，法警赶紧过来维持秩序。江一平跟没听见似的，接着拿着国民政府早就准备好的“证据”，把冈村宁次的侵略说成是“维持秩序”，把日军抢物资说成是“善政”，压根不提“三光政策”和大屠杀这些实打实的罪行。说白了，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是骗人的，法官早就收到了南京政府的指示，第一次庭审就是只审不判。到了1949年1月26日，法庭第二次审判，江一平和杨鹏都没敢去。审判长石美瑜本来想判冈村宁次死刑，可汤恩伯直接给他施压，最后没办法，只能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犯，没几天就被秘密安排坐船逃回了日本横滨。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江一平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他还以为到了台湾，之前承诺的高官厚禄就能兑现了，可现实狠狠打了他一巴掌。蒋介石政权根本没把他当回事，1950年的时候，他短暂当了一阵子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可因为骂他的人太多，舆论压力太大，没多久就被解职了。之后他所有的职务都被罢免了，政府不给安排工作，也没什么生活保障，彻底成了没人管的人。
在台湾的二十多年，江一平活成了人人躲着的“瘟神”，以前的朋友碰见他都绕着走，没有一家律所愿意聘用他。1961年，冈村宁次还特意跑到台湾来看他，感谢他当年的辩护，可那时候的江一平，早就过得穷困潦倒了。他在台北租了一间小破屋，漏雨又透风，只能把以前的西装、怀表这些值钱的东西拿去当铺换钱过日子。邻居们知道他是“给战犯辩护的汉奸”，没人愿意跟他说话，他每天就一个人待在屋里，偶尔出门买点吃的，那身影看着又单薄又孤单。有记者想采访他，都被他拒绝了，这辈子他再也没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话，也没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解过一个字。
1966年9月2日，冈村宁次在东京病死了，活了82岁，而江一平还在台北的破屋里苟延残喘。1971年10月15日，73岁的江一平在睡梦中去世了，房东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最后就只有一个旧友帮他料理了后事，没有葬礼，没有悼念的人，甚至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没了。
这个以前在法庭上慷慨激昂、能说会道的名律师，最后就落了这么个下场。他曾经能拒绝伪政府的高官厚禄，却没顶住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曾经为了爱国学生挺身而出，伸张正义，转头就给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战犯摇旗呐喊。有人说他是身不由己，被人当棋子用了；也有人说他就是贪财，没了民族大义。可历史没有如果啊，一个人的选择，终究要在民族大义的秤上称一称。江一平当年选了那条路，就注定要付出家破人亡、遗臭万年的代价，这都是他自己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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