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致命账本：为什么国民政府越繁荣，离亡国就越近？
1936年，南京城里那叫一个歌舞升平，报纸上天天都在吹嘘“黄金十年”的伟业。
他手里攥着一份重工业计划书，想赶在日本人动手前，给中国搞出点能造枪造炮的钢铁厂。
结果呢？
他发现拦路虎根本不是什么技术壁垒，而是他的顶头上司——国民政府财政部。
那时候的财神爷孔祥熙，正盯着不断上涨的进口数据乐得合不拢嘴。
这画面太讽刺了，一边是想救亡图存搞工业，一边是靠卖国门票数钱。
这事儿听着离谱，但你要是翻开当年的账本一看，后背绝对发凉。
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竟然从根子上就不希望自己国家搞成工业化。
这不是阴谋论，这是写在税单里的生存逻辑。
咱们得把镜头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拉远点，看看那时候真实的权利格局。
这就跟现在的公司架构差不多，老蒋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他其实就是个“挂名董事长”或者说“盟主”。
各地的军阀，那是实打实的土皇帝，地盘里的田赋、厘金（商业税），那是人家养私兵的“保护费”，谁会傻到上缴给南京？
这就导致了一个奇葩现象：国民政府管着最大的地盘，兜里却比脸还干净。
老蒋没辙啊，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收关税。
因为海关都在沿海，又有列强条约罩着，这笔钱是最好收、也是最稳当的。
我刚查了一下数据，吓了一跳。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里，关税收入居然占到了中央财政的6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更高。
这不仅仅是个数字问题，这意味着国民政府的生存逻辑彻底变异了。
这就好比一家公司，不靠做产品赚钱，全靠在大门口收过路费养家，这过路费还是外国人施舍的。
这种畸形的财政结构，直接搞出了一个要命的死结：政府的利益，跟民族工业的利益，竟然是反着来的。
你琢磨琢磨这个逻辑，如果咱们中国的厂家争气，造出了质量好的布匹、火柴或者水泥，把洋货挤出了市场，那海关的进口量是不是就得暴跌？
那南京政府的关税收入不就得跟着跳水？
反过来说，西方列强往中国倾销的工业品越多，南京收的税就越多，孔祥熙的日子就越滋润。
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一荣俱荣的怪胎关系，让蒋介石政府在潜意识里直接成了西方资本的天然盟友，谁搞工业化，谁就是在挖财政部的祖坟。
因为在南京那帮大员眼里，搞工业化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哪有守着海关数钱来得快？
还不就是靠代理外国商品、搞进出口贸易抽成攒下来的。
说白了，这就是一群高级“代购”加“买办”。
就在这帮人忙着数钱的时候，北边那个邻居苏联，斯大林正拿着鞭子逼着全国搞工业化。
那句狠话怎么说来着？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必须在十年内跑完这段距离。”
苏联人哪怕饿肚子也要把钢铁产量搞上去，因为他们懂一个硬道理：在现代战争面前，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就是待宰的羔羊。
咱们这边呢？
虽然嘴上喊着“救亡图存”，但身体却很诚实。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发公债不如发钞票，办实业不如做买办。”
这不光是短视，这简直就是一种制度性的贪婪。
蒋介石政府实际上活成了一个巨大的“买办集团”，他们压根没动力去保护那些稚嫩的民族工业。
相反，为了维持高额的关税收入，他们甚至默许、纵容外国商品对本国市场的绞杀。
这种感觉，就像是为了多收点过路费，亲手把自家的围墙给拆了。
这种“慢性自杀”的恶果，等到1937年鬼子真的打进来时，才算是彻底爆雷。
当时日本人的坦克和重炮在华北平原上横冲直撞，咱中国的士兵手里拿的啥？
很多部队连像样的反坦克雷都没有，只能绑着集束手榴弹往坦克底下钻，拿血肉之躯去填那个钢铁的坑。
我们历史书上常说“钢少气多”，这话听着提气，但细想全是血泪。
这个国家本来有机会炼出更多的钢，造出更多的炮。
但那些本该变成高炉、机床和兵工厂的资金，全变成了上海滩大佬们的进口轿车，变成了孔宋家族海外账户里的存款，变成了维持那个庞大官僚机构运转的经费。
更惨的是，战争一爆发，沿海城市一个个陷落，海关一丢，国民政府的财政瞬间崩盘。
之前依赖的关税没了，这下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没钱怎么办？
那就印呗。
于是法币开始像废纸一样满天飞，恶性通货膨胀直接把老百姓的积蓄洗劫一空，最后彻底失去了民心。
如果说日本人的侵略是外患，那么这种依赖关税、扼杀本土工业潜力的财政顽疾，就是内忧中的绝症。
其实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哪有那么复杂？
答案就写在那些枯燥的税收数据里。
一个靠充当外国商品代理人来养活自己的政府，是绝对不可能领导一个农业国完成工业化转型的。
因为工业化的本质就是独立自主，是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得罪西方的倾销者，更会切断买办阶层的财路。
蒋介石政府做不到，也不想做，更不敢做。
直到1949年之后，这套旧的税收体系和买办结构被彻底砸碎。
在一片废墟之上，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从牙缝里省钱，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咱们才真正掌握了这次“大变局”中的主动权。
历史这玩意儿最讲实话，救亡图存从来不是靠给列强当看门人换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工厂、自己的钢铁和自己的骨头硬生生撑起来的。
参考资料：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