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那个夏天,清华园出了个让教务处头都要炸了的怪事儿。

这小伙子叫钱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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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做出这个看似“脑子进水”、实则赌上整个人生的决定的,不是什么青春期的叛逆,而是入学第二天广播里传来的噩耗: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丢了。

面对那个苦口婆心劝他的教务长,钱伟长只扔下了一句硬邦邦的话:“我不学历史了,历史打不了仗!

中国老吃败仗就是因为飞机大炮不如人,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

这件被尘封了很久的往事,说实话,挺打脸的。

但我今天必须得泼盆冷水:脱离了时代背景去谈“大师风骨”,不仅是耍流氓,简直就是坑人。

咱们先搞清楚当时是个什么局势。

1931年,就在钱伟长发疯一样要转系的那会,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说了一句特吓人的预言:“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

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弥补差距,否则就会被碾死。”

苏联人看的是真准,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里,能让你活下去的解药只有三个字: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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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硬指标下面,我们再回头看那张被捧上神坛的“民国大师名单”,就会发现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

这话可能有点得罪人,但道理是这个道理。

当日本人的94式坦克在华北平原上横冲直撞的时候,咱们的主流学界却热衷于论证“东周以上无信史”,忙着打倒三皇五帝的大一统叙事。

这种学术上的“解构”,对于当时急需凝聚人心、急需建立工业体系的中国来说,到底是剂良药,还是剂泄药?

这个问题,大家心里都有杆秤。

更让人如鲠在喉的是,民国吹了那么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的工业家底依然是货真价实的“一穷二白”。

别说造飞机大炮了,就连稍微复杂点的化学合成都搞不定,火柴叫“洋火”,钉子叫“洋钉”,这不就是工业无能的铁证吗?

后来苏联愿意援建新中国156项工程,不是因为老大哥心善,而是因为抗美援朝打出了统战价值。

但反过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全套引进?

因为民国折腾了几十年,连最基础的工业门类都没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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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后来搞原子弹,偌大一个中国,竟然凑不出200个真正懂核物理的专业人才,最后还得派人去苏联突击培训。

这时候肯定有人要杠了:那钱学森呢?

这不也是民国培养出来的吗?

这恰恰是个最大的误会。

钱学森确实生于民国,但他为什么在1947年回国看了一圈后,又失望地回到了美国?

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不了他施展才华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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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螺丝钉标准都无法统一的政权,怎么可能安放得下一张搞空气动力学的书桌?

直到新中国成立,天翻地覆,那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誓死也要搞出工业化的平台搭建起来了,钱学森们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说白了,不是民国造就了大师,而是新中国的工业化宏图,给了这些顶级头脑成为“国士”的机会。

历史的逻辑从来都是冷冰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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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民国范儿”,在工业化的钢铁洪流面前,终究是太轻太轻了。

真正的浪漫,不是在战火纷飞中保持优雅的姿态,而是像钱伟长那样,知道自己物理只有5分,却为了国家能造出大炮,把自己硬生生逼成一代力学宗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谈论历史,要少喝点“民国鸡汤”,多看点工业数据。

因为只有读懂了工业化的艰难,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的名字值被刻在纪念碑上,受万世敬仰;而有些人,注定只能成为故纸堆里的一段风流谈资。

毕竟,能救中国的,从来不是长衫,而是工装。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去世,享年98岁,走的时候很安详,没留什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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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央视《大家》栏目组,《钱伟长专访》,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