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下旬，江津石墙院的夜格外闷热，昏黄油灯里，63岁的陈独秀靠在竹椅上喘着粗气。短短五年，迁徙、失亲、贫病，一重接一重，他已能清楚听见自己身体里的倒计时。半闭的眼皮下，往事像碎片一样闪回：从南京狱中脱身，到武汉、再到江津，四处可见战火与难民，也处处有人愿意为这位“前总司令”让个座。
1937年8月，日机轰炸时，南京老虎桥监狱屋顶被掀开，陈独秀躲在桌下逃过一劫。年底，蒋介石同意释放“政治犯”，他走出铁门时须发皆白，却仍神色从容。朱家骅奉命送来五个国民参政会席位和十万元活动经费，他只回了句“假意抬爱，不必多言”，然后拂袖而去。那一次，他决定去延安，可惜未能成行，原因众所周知：王明不同意。
武汉停留的日子更像阵难捱的湿雾。炸弹声、特务眼线、求见者络绎不绝，他几乎无法呼吸。于是1938年盛夏，他和潘兰珍坐小轮顺江而上抵江津。码头的石阶滚烫，老先生拿蒲扇遮头，步子却稳——虽然身旁这个比他小29岁的妻子已汗湿衣衫。原约接船的邓仲纯临时失约，二人被迫栖身破客栈，那一晚，窗外船笛声像是嘲笑。
接下来的几年，住所换了三处。先是延年医院后院的偏厢房，接着是鹤山坪施家大院，最后落脚石墙院。地方越偏，他写字越勤，期间完成《小学识字课本》初稿。稿子送到教育部长陈立夫手上，陈立夫嫌 “小学”二字不雅，想改名。陈独秀摇头，“汉代即称文字学为小学，岂容随意更动？”话不多，却寸步不让。两万元稿酬随之拨下，银行本票被他细细包好，锁进木匣，任凭日子揭不开锅也不动分毫。
粮荒真正压到门槛，是1940年冬。街市一斤米涨到四百法币，石墙院的米坛早见底。潘兰珍开口：“先生，先借那笔钱，等书版税下来再补。”陈独秀腾地起身，嗓音低却硬：“不行，一分也不能动。”短短十七字，像铁砧落地。妻子明白，那不是吝啬，而是他最后的自持。对蒋介石的金钱诱惑说“不”，对自己同样说“不”，气节若破口，便再无回旋。
境况并非无人知晓。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送来，邓仲纯隔三差五带报纸、带一点米，但杯水车薪。饿的时候，两口子翻菜圃，土豆切块下粥；遇稿费到账，添半斤腊肉，已算奢侈。陈独秀偶尔自嘲：“匹夫不可夺志，饿肚子也就忍忍。”字句轻，却透冷光。
1942年5月27日深夜，高烧再起。医生诊断为肠胃型伤寒，并发肺部感染。邓仲纯守在床前，摇头叹息。陈独秀抓住妻子手腕，艰难吐字：“兰珍，自主、自立……钱，绝不能用。”他说得慢，每个音节都像刀子刻在木头上。随后又转向儿子陈松年，轻声嘱托“以后迁回安庆”，便闭眼昏睡。
6月1日凌晨，窗外细雨。陈独秀突然睁眼，口中反复念着“我的‘小学’……”，声如蚊蚋。辰时刚过，呼吸停顿，表一根指针再未跳动。送葬那天，邓耀廷在棺前唱起抬丧“起路曲”，乡里百姓默站道路两旁。棺柩暂厝康庄，四年后由陈松年护送回安庆故里。
那只木匣仍在。潘兰珍依旧没有动那份两万元本票。抗战未歇，她去四川一间农场拉犁做工，工资勉强糊口。她从未以“陈独秀遗孀”自居，更不提那两万元。三年后她回上海，与养女团聚。再婚一年丈夫病亡，打击之下旧疾复发，1949年秋病逝，木匣随之下葬。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按照毛主席批示照顾陈松年。在安庆，他把父亲留下的手稿、信札一一整理。一页页纸张发黄，却无一句向金钱低头的字。他曾对友人说：“父亲最后那句话，更像座门槛，跨过去容易，可一旦跨过去，这个家族再无脸面谈操守。”
两万元稿酬在战时可以买下江津一条小街，但它最终陪主人沉睡于地下。命运给陈独秀的结局颇为凉薄，然而木匣未开，足以说明——他宁肯失去一切，也不肯让人格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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