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细节听上去只是背景，却很能说明一种基本取向——力量再强，也并不等于一定要把矛头指向邻国，更不等于一定要把扩张当成目的本身。换句话说，海上能走多远是一回事，想不想把谁纳入征服范围又是另一回事。
海面不宽，却足够把两种历史想象隔开。对中国来说，那条海峡更多像是边界与往来的通道；对日本来说，它又常被看成可以跨过去改变命运的方向。两国距离近，却并不意味着心态相同。正因为这种差异一直存在，后来每一次对外出兵、每一次退回去关起门来，都更像是在重复同一套选择题。
有人会用“畏威而不怀德”来概括这种行为模式，但也有人觉得这句话解释不了关键处。因为真正反复出现的，并不是对威势的退缩，也不是对善意的回报，而是对中国方向的侵略冲动，像是一种执念，甚至被形容成病态。把这层判断放在前面，再去看它在不同阶段的行动方式，许多看似分散的事件就会连成同一种气质：战略冒险几乎成了常态，赌性也常被拿来形容它的国家选择。
这种冒险并不是近代才出现。公元663年，日本动员了四百多艘战船，去触碰唐朝的边疆事务，战场落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这样的规模已经是一次很大的外部下注：战船数量庞大，行动目标清晰，意图也并不掩饰。
可战场的回报并没有如愿而来，那一战的结局相当惨烈，日方几乎被全歼。紧接着发生的变化也很直接——日本彻底退出了朝鲜半岛。对外出击、迅速折返，这种节奏在这里第一次被写得很清楚：它敢把筹码压得很大，但一旦碰到难以承受的结果，退得也会很快。
退出之后并不代表彻底放弃，只是把时间拉长。后来常被概括成“蛰伏千年”，说的就是这种表面沉寂、内里等待的状态。岛国在海上保持距离，外部扩张暂时停下，但那种押注式的思维并没有因此消失。等到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再次把军队推向外部，规模一下就抬了上去，出动大军二十万，设想是以朝鲜为跳板去侵明。这里的“跳板”两个字，很清楚地说明了它的战略构想：先在半岛站稳，再把压力向更大的目标延伸。
战事并没有很快结束。战争持续了七年，前后鏖战，消耗巨大。到最后，日本还是选择撤退。撤退的终点也被标得很清楚：进入“锁国时代”。从白江口到万历，再到锁国，前后隔着漫长时间，但动作之间却能看出同一种脉络——外部押注失败之后，国内转向收缩，像是用封闭来消化代价。把门关上，把对外的触角暂时收回，让内部重新稳定下来，这就是“锁国”在叙述里承担的意义。
七年的战争拉扯过去之后，撤退并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它意味着先前投入的兵力、时间和意图，都不得不在现实里被收回。锁国紧接着出现，也像是在为这种收回找一个更稳妥的容器：把外界暂时隔开，内部先把损耗消化掉。只是，锁国能关住航路，却未必能关住那种对外押注的念头，它只是在更长的时间里把念头压低。
只是，日本的冒险并不总以失败收束。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力大增，局势随之换了一套写法。实力的增长并不是抽象的词，它很快在战场上被验证。几场海战下来，清政府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随后就是索取白银两亿两。这个数字本身已经很大，但叙述里还给了一个对照：两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把战争与财政并列在一起，意思就不只是胜负，而是收益。对外扩张在这里呈现出另一层诱惑——它可以被换算成现实回报，而且回报巨大。
两亿两白银被提起时，常让人停一下。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夸张的数字，而是因为叙述把它直接换算成“四年财政收入”，这等于把战争的结果写成了一个可以衡量的收益表。这样一来，扩张不再只是情绪或口号，它会变成一种能够被“证明有效”的办法。对外行动一旦被这样证明过，后来再谈冒险，就很难回到纯粹的侥幸或冲动上去。
当“回报”被经验化之后，冒险就更容易被重复。岛国远离资源中心这一点并没有变，越是觉得资源与安全难以靠近，越容易把外部行动当成一种捷径。“畏威而不怀德”的说法之所以显得不准确，也在这些例子里变得更明显：如果只是怕威势，那么白江口的全歼足以让它长期不再触碰；如果只是受恩德影响，那么撤退与锁国也不该在后面一次次被打破。更贴近叙述本身的描述，是一次次在机会与代价之间押注，押注的方向又总会反复对准中国。对外时强硬、对内时收缩，循环往复，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惯常路径。
把早期的溃败放在眼前，再把近代的胜利摆出来，会看到一种更复杂的循环。白江口的惨败带来退出，万历年的七年鏖战带来撤退与锁国，这些都像是在提醒风险的上限在哪里。可明治维新后的战果与掠夺性赔款，又像是在告诉它另一件事：如果条件合适，外部行动不仅可能赢，还可能换来极其可观的收益。失败会留下阴影，但收益也会制造新的冲动，两者交替出现，反而让战略冒险更像一种被固化下来的习惯。对一个“赌性很大”的国家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失败之后，而是尝到甜头之后。
再回到万历那次出兵，二十万的规模、以朝鲜为跳板的设想、七年的拉扯、最终撤退并走向锁国，这一整套过程本身就很能说明所谓“押注”。押得越大，越需要一个能承受失败的出口，而锁国恰恰像是那个出口：把外部压力隔离开，再把内部秩序重新收束。只是这种收束并没有改变那个长期存在的指向，它更像是在等待下一次条件变化。等到条件变化真正出现，外部行动就可能再次被启动，而且力度往往更大。
而明治维新之后的变化，则把“条件变化”写得格外具体。几场海战的结果，直接转化成两亿两白银的勒索，还被强调相当于四年财政收入。这样的对比并不是为了渲染什么，而是把动机讲清楚：当掠夺可以形成可见的收益，它就会反过来塑造决策方式，让冒险不再只是临时冲动，而是被当作可选项、甚至被当作常用手段。换句话说，危险不只来自胆量，也来自收益对习惯的强化。赢过一次，就更容易相信下一次也能赢；拿到过一次巨额回报，就更容易把同样的手段视为有效。
把时间再拉长一点，会发现这些节点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白江口的失败让它退出半岛，万历年的失败让它退回去锁国，明治维新后的胜利又让它尝到外部行动带来的实际回报。退与进之间的切换，看起来像是在变，其实逻辑并不陌生：条件不利就收缩，条件有利就外推，而且外推的方向总喜欢往中国这边靠。等到这种倾向在一代又一代的选择里被重复，它就很容易被人概括为“执念”，因为它并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寻找理由。
所以当叙述最终来到全面侵华战争时，它更像是在时间线上抵达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高点。前面的许多动作，无论是出动四百多艘战船的早期豪赌，还是二十万大军的万历出兵，又或是明治维新后凭借海战优势勒索巨额白银，都在不同侧面把同一件事不断推向更深：对外扩张可以被反复尝试，而且对中国的侵略冲动会在每一次尝试里被重新点燃。到了这里，即便不把细节一一展开，很多人也能明白它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
最后到全面侵华战争这一阶段时，叙述并没有铺开细节，因为那段历史本身早已被记住，也不需要在这里重复罗列。它在这里更多是一个终点：前面一次次冒险、一次次扩张与收缩、一次次被收益刺激、又一次次把矛头指向中国，最终走到全面侵华，并不显得突兀。它像是把前面那些反复出现的选择推到了极端，让“战略冒险是常态”“侵略中国是执念”这类判断，不需要刻意下结论，也会在时间的推进里自己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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