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冲走亲生孩子：不是冷血，是原生家庭刻进骨血的恐惧|冷血|原生家庭|女作家|张爱玲|赖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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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旧金山，一间逼仄的出租屋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空气里飘着旧家具的霉味，像浸了水的棉絮，闷得人喘不过气。36岁的张爱玲蜷缩在吱呀作响的铁床上，额前的碎发被冷汗黏成一绺绺，贴在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上。腹部的绞痛像无数把钝刀在反复切割，她死死咬住枕巾，直到尝到布料磨破嘴唇的铁锈味，才在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呜咽中，感觉到一个温热的小东西从身体里滑落。

疼痛骤然退潮，留下的是无边无际的虚脱。她撑着墙壁慢慢坐起来，昏暗的灯光下，那个尚未成形的小生命像一只没有羽毛的木头鸟，安静地躺在床尾的旧毛巾上。我总在想，那一刻她的眼神里藏着什么？是麻木，是绝望，还是一丝转瞬即逝的不舍？可现实是，她盯着那“木头鸟”看了不过三秒，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得发紧，却还是机械地伸出手，捡起那个轻飘飘的小生命，一步步挪到卫生间。

马桶的陶瓷边缘泛着冷硬的光，她没有丝毫犹豫，将“木头鸟”丢进去，猛地按下了冲水键。哗啦啦的水流卷着那个微弱的生命，打着旋儿消失在黑暗里，仿佛从未存在过。她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听着水流声渐渐平息，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不是哭，是那种带着绝望的干笑，笑得眼泪都被逼了出来，笑得胃里翻江倒海。现在想来，那笑声里藏着的，该是对命运最无力的控诉吧？

这段让人脊背发凉的往事，不是野史杜撰，而是张爱玲人生中一道结痂的伤疤，轻轻一碰就疼。彼时的她，早已不是沪上那个众星捧月的才女。远走他乡的三年里，英语写作屡屡碰壁，曾经的名气在异国他乡连一块面包都换不来，口袋里的钱勉强够付房租和买最便宜的罐头。就像一片被狂风卷走的落叶，她在陌生的城市里颠沛流离，直到65岁的白人作家赖雅，像一道微弱的光闯进了她的生活。

赖雅懂她文字里的苍凉，懂她孤傲背后的脆弱。她写不出东西烦躁时，他会煮一杯热咖啡坐在旁边安静陪伴，不吵也不闹；她因签证问题焦虑得彻夜难眠时，他会握着她的手说“有我在”，声音不高，却足够安稳。对于从小缺爱、在冷漠中长大的张爱玲来说，这份懂得就是救命稻草。她不顾30岁的年龄差距，不顾对方穷困潦倒的现实，一头扎进了这段突如其来的爱情里，以为终于找到了可以停靠的港湾。

可怀孕的消息来得猝不及防。她摸着尚且平坦的小腹，心里第一次生出一丝柔软的期待——这个小生命，会不会是上天补偿她的礼物？她想起自己颠沛流离的童年，想起父亲的冷漠、母亲的疏离，那些独自熬过的漫漫长夜，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她暗暗发誓：一定要给这个孩子全部的爱，绝不让他重蹈自己的覆辙。

她满心欢喜地给赖雅写信，字里行间都藏不住即将为人母的温柔。可等来的回信，却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浇得她浑身冰冷。“打掉孩子，我们就结婚。我养不起。”短短一句话，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分怜惜，像一把锋利的刀，精准地刺穿了她所有的幻想。换作任何一个女人，恐怕都会崩溃吧？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要骂张爱玲冷血，骂赖雅自私到了极点。可如果你真正了解张爱玲的童年，就再也恨不起来，只剩下满心的心疼与唏嘘。

她的童年，哪里是什么名门小姐的锦绣年华，分明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的噩梦。4岁时，母亲为了逃离糟糕的婚姻远赴欧洲，把她丢给了冷漠的父亲；继母进门后，她成了家里的“多余者”，仅仅因为在母亲那里多住了几天，就被继母狠狠扇耳光，还遭到父亲不分青红皂白的毒打，像“死狗一样”被踢来踢去。更残忍的是，父亲把她关在小黑屋里大半年，她得了疟疾高烧不退，父亲却不管不顾，任由她在寒冷和病痛中挣扎，差点就死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寒冬。

好不容易逃到母亲身边，以为能得到一丝温暖，可母亲的态度却让她彻底心寒。向母亲要钱交学费，要忍受阴阳怪气的谩骂；学不会做家务，母亲会冷冷地说“宁可你得伤寒死了”；甚至母亲还怀疑她的奖学金是不正当所得，趁她洗澡时突然闯入浴室，像审视一件物品般检查她的身体。这样的伤害，换谁能承受？

原生家庭的伤，就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刻进了张爱玲的骨血里。她太清楚一个不被期待、没有温暖的孩子，会经历怎样的苦难。赖雅连自己都养不活，又能给孩子什么？是颠沛流离的生活，还是冷漠疏离的成长环境？她怕这个孩子会重蹈自己的覆辙，怕他也像自己一样，一辈子活在缺爱的阴影里，一辈子都在寻找不属于自己的温暖。

所以她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亲手结束这个孩子的生命。这哪里是冷血？分明是一个被原生家庭伤透了的女人，能想到的最“负责”的选择。她不是不爱，而是太爱，爱到宁愿让他从未降临这个世界，也不愿让他承受自己曾经受过的万分之一的苦难。换作是你，在那样的绝境下，未必能做出更体面的选择。

可命运的玩笑，从来不会手下留情。婚后没多久，赖雅就突发中风，瘫痪在床。张爱玲以为的“依靠”，转眼变成了需要她24小时伺候的“累赘”。接下来的十一年里，她活得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白天给赖雅喂饭、擦身、处理大小便，夜里趁着赖雅睡熟，趴在吱呀作响的书桌前疯狂写稿，常常写到东方泛起鱼肚白。我见过她那时的照片，眼里全是疲惫，曾经的灵气被生活磨得所剩无几。

她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都花在赖雅的医药费和生活费上，自己穿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吃最便宜的面包和罐头。可谁也没想到，她死后，银行账户里竟躺着好几万美金——那是她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来的血汗钱。她不是没钱，是从按下冲水键的那一刻起，就主动选择了“一无所有”。她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幸福，这份自我惩罚，持续了一辈子。

后来的张爱玲，变得越来越孤僻古怪。她频繁搬家，总说屋子里有虫子，把家具一件件扔掉，最后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一张床、一张书桌和几把椅子。所有人都觉得她晚景凄凉，可没人知道，她是在惩罚自己，也是在逃避那个充满痛苦的世界。那个被冲走的“木头鸟”，成了她一生的梦魇，像一根无形的刺，时时刻刻提醒着她曾经的绝望与无奈，也成了她与这个世界彻底隔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