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蒙主最近霸屏网络，很多皇汉对她的言论深信不疑，完全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讨论完全成了情绪宣泄、历史隐喻和意识形态斗争。
与其说他们在讨论历史，不如说他们只想给中国近代的落后找一个异族背锅侠，好构建一个“汉族完美无缺”的民族神话。这是民族发明或饭圈行为，已不在历史讨论之列。
我这篇文章不讲叙事和意识形态，只讲历史。
其实回顾明末清初的历史，会发现当时的明清之争并非简单的满汉之争，满清的八旗是一个军事集团，包括满族、蒙古族和汉族，汉八旗大多是早年投降满清的汉人。
而不在八旗之列的满族和普通汉人一样，都是被统治者，比如属于野人女真但不在旗的索伦人，就被当作耗材使用。
投降满清的明朝降将和臣子在满清的若干重大决策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在“是否入关”的问题上，他们是相比皇太极等满族高层更大的推手。
实际上，皇太极本人对入关一直抱有疑虑，直到去世，都没把入关问题想清楚。
很多人不知道，皇太极其实是满清内部的主和派，一直希望和明朝议和，崇祯十一年，崇祯皇帝的心腹，太监高起潜曾派遣一位算命盲人周元忠和其他六日来到沈阳，宣称是明朝前来和谈的使者。
对于没有任何官方身份的周元忠，清朝竟然让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前来迎接，当时在沈阳的朝鲜人也记载清朝上下对议和充满期待：“清国民情，厌苦兵事，且欲通货于中原，日望和事之成。”
松锦大战后，明朝精锐全军覆没，仅有吴三桂部成功逃脱，明朝已再无力量抵抗满清，如果皇太极趁势南下，将势如破竹，当时满清的汉族官员李国翰、祖可法等人都认为皇太极应该“因天时，顺人事，乘势入关。”
皇太极没有听从入关的建议，反而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继续与明朝和谈，尽管崇祯碍于天朝颜面一直扭扭捏捏，但皇太极仍表达和谈之意，甚至怒斥崇祯“执滞不通”。
皇太极给出的和谈条件，以当时的形势看也十分宽大，只是要求和明朝建立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让明朝承认满清对辽阳、沈阳等地区的占领，同时明朝每年向清朝提供“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作为回报，清朝将提供人参和貂皮。
面对入关派的之意，皇太极的理由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意思是对明朝还是要徐徐图之。
这番话只说出了一半原因，以皇太极的才能，不可能看不出明朝已经行将朽木，他之所以拒绝入关，是有着更深层的担忧。一是不知道如何收拾明朝的烂摊子；二是担忧满洲重蹈金朝的覆辙，在入关后迅速汉化，最终淹没在历史中。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皇太极认为金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效汉人之陋习”，导致被蒙古和宋朝联合消灭，几百万女真人几乎灭绝。他提到：“皇考太祖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仍居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
皇太极长期认为，满汉各自立国比入关更好。
为避免重蹈金朝覆辙，皇太极拒绝了儒臣学习汉人衣冠的要求，认为汉人的衣服太过宽大，不适合打仗。
对皇太极来说，保留女真传统远比征服明朝更加重要，对明朝伤害最大的皇太极恰恰是满清内部的“偏安派”。
皇太极的观点在满清内部支持者不少，后来多尔衮攻占北京，要求关外旗人都要迁到观内，就遭到了很大阻力，史料记载当时八旗 “人皆安土重迁，且沈中禾稼颇登，故多有怨苦者云”。
八旗内部甚至流传要出关回家的谣言，以至于多尔衮亲自辟谣称“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
阿济格甚至建议，把北京劫掠一番，留几个王爷，主力退回关外。
阿济格的观点其实代表了满人的主流，他们更希望通过掠夺过舒坦日子，并不想管理关内繁杂的事务，关内炎热的气候也让他们水土不服，光一个天花就让很多人英年早逝。
相对于满人，真正主张入关的反倒是明朝的降将降臣。松锦大战后，汉族官员 李国翰、祖可法等人就建议皇太极“因天时，顺人事，乘势入关。”
多尔衮把持朝政后，范文程、洪承畴更是建议多尔衮立即入关，并为其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如果我们阅读史料，会发现每到关键时刻，明朝的降将就会力主满清君主扩大战果，入关建立新王朝。
投降的汉人支持入关有比满人更充分的理由，一是很多明朝官员，比如洪承畴，家乡都在南方，如果清朝不入关，他们就永远回不了家乡，这对重视落叶归根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
二是当时的明朝士大夫和武将，都信服“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观念，如果满清拒绝成为中国，他们就将以贰臣之名载于历史。
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认为天朝是独一无二的，并不承认有平等的外交关系，在这种价值观里，只存在华夷之别，如果清朝不如管，那就永远是蛮夷，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员也会在中国正统史观中被视为背叛中国，投降蛮夷的宵小。
中国人不信宗教，历史就是中国人最大的信仰，很多人就是追求一个青史留名，被记录为投降蛮夷的汉奸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让清朝入关，取代明朝，从夷变夏，建立新的大一统王朝，这样他们摇身一变，就从投降蛮夷的无耻之徒变成了新王朝的开国功臣，他们留在关内的家人也将世代享受富贵。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作为降将降臣，他们也需要表现地更激进，更反明，以赢得满清高层的信任，而入关为满清打下江山是消除疑虑的最佳办法。
就这样，明朝降将、降臣和渴望建功立业的多尔衮一拍即合，做出了入关的决定，前者要洗白自己，后者则要通过战功来树立威望，堵住反对者的嘴。
入关后的情况表明，明朝降将的表现比满族将领积极的多，攻灭南明多靠吴三桂、孔有德等降将，屠杀汉人的也大多是汉人军阀，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不熟悉江南地形和气候的满洲人根本无法征服南方。
类似的情况在蒙元时期也出现过，当时也是汉人支持的忽必烈最想灭亡南宋，而代表蒙古正统的阿里不哥反而兴趣寥寥。
忽必烈的基本盘包括汉人世侯和士大夫，他们和明末的降臣一样，也希望忽必烈尽快消灭宋朝，建立新朝，在忽必烈南下伐宋的过程中，汉人降将发挥了比蒙古人更大的作用。
同样的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反复上演，那些投降异族政权的汉人比异族更想消灭汉人的王朝，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洗白”，摆脱汉奸和叛徒的身份，变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某种程度上，他们才是异族入关最大的受益者。
至于满人，很难说入关是好是坏，历史证明，皇太极的预言成真了，满族入关后迅速丧失了自己的传统，与汉族几无区别，满语更是成为濒临灭绝的语言，留在关外的女真人则被清政府当作耗材（索伦人）迅速消耗掉。
相比之下，元朝虽然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是失败的，但也正因汉化不彻底，蒙古人才能退回草原，继续以割据政权的形式与明朝对抗，至今还能保留部分民族传统，而满族则完全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历史是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满汉对立”，认为同一民族天然的感情就能超越一切利益，完全是痴人说梦，更何况民族本身就是建构的概念。
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在决策时往往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为其私利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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