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一条金杖，是中国商代考古中首次发现的金杖。
这条金杖全长约1.43米，以木棍为芯，外层包卷金皮。金皮上刻有精细的纹饰：鱼、鸟、箭矢图案，以及头戴王冠的人头像。
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王权与神权的象征，可能是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的权杖。他们纹饰可能代表“鱼凫王”（古蜀传说王朝）的图腾，或象征王权对自然（鱼、鸟）和军事（箭矢）的掌控。
除此之外，三星堆还出土过青铜杖首或杖顶饰物，例如神鸟、龙形等造型的青铜构件，推测可能是礼仪权杖的组成部分。
2021年新发现的祭祀坑中，也出现了带有青铜饰件的木杖痕迹，考古学家们认为这进一步印证了权杖在三星堆礼仪体系中的重要性。
以上发现的权杖，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其实是把三星堆从华夏文明中剥离了，他们认为跟两河流域或者埃及古文明有关联。这让人觉得迷惑，三星堆的埋藏年代距今3100年到3000年之间，文物制作年代肯定比这个更久，这么多的文物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来制作。当然制作时间是估计的，可能有人认为不合理，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3000年左右，这个数字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在那时候，四川和两河流域、和古埃及之间是怎样联系的？几千公里的距离，对于那时候的人们来说可不是说走就走的。哪怕是经过中间部落间接相传，那也是远隔千山万水，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能够把埃及或者两河流域的信息传到四川。更何况四川作为蜀道难于上青天的地方，需要的时间更久。而时间越久，文化越容易被磨灭，所以权证能够传到四川来，真的不可思议。
我们还是得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权杖文化。考古学家们大多数是博古通今的。这完全不是讽刺，他们必须要有大量的古代知识，才能够从事自己的职业，去破解那些文物。老严遇到的一个县里的考古队员，就能够把《汉书》《史记》里的很多句子张口说来。这么多博学家要把三星堆权杖往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上靠，就说明他们在古典记载中没有发现中国有关于权杖的文化。
但老严发现了。这并不是老严比这些考古工作者更博学，而是碰巧老严深钻山海经，想起了其中的一个情节：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翻译一下。夸父跟太阳比赛跑路，进入到了太阳（从山海经另一处的记载来看，应该是进入太阳的光照之中），特别口渴，特别想喝水，因此去喝黄河和渭河的水，然而黄河、渭河的水还不够，所以想到北面的大湖泊里去喝水。但是没有跑到，半路上就渴死了（山海经的另一种说法是被应龙杀了）。他丢掉了他的手杖，手杖后来就变成了邓林。
这里有一个知识要说清楚，双林为林，这个字最表就代表的是两棵树，到后来逐渐有限的几棵树也称作林，比如山海经理把8棵桂树称作桂林。手杖是木头，如果并没有完全干透，甚至有的树木干透了也能够复活，从而生长出枝芽，长出几棵树来，成为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键在于手杖。在古代神话中，夸父是以能跑著名的，而这样的神带着一条手杖，那肯定不是因为他是瘸子，分析起来就只可能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作为他的神权的象征。
所以在中国是有权杖文化的。一定会有人告诉我，老严啊，你引用的是神话，时人大多数是把山海经当神话看的，这能够说服人吗？其实不管山海经是写实还是神话，都能够说服人。因为如果是神话，里面关于权杖的情节也体现出中国自古以来是有权杖文化的。只不过不像古埃及那样，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王权，而是一般身份很高的神权。
所以，回过头来，哪怕山海经的金手杖真的是权杖，后来发现的青铜手杖也都是权杖，那也不能证明这权杖文化是外面传入的，更可能是中国本土的权杖文化。
至于考古学家分析的上面的图案，有鱼有鸟，凫就是野鸭子，也是一种鸟，所以事实上就相当于“鱼凫”两个字，代表的是权杖主人的身份。我本来想举双手认可的，因为考古工作者毕竟是博学者。但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华阳国志》记载的是蜀侯参加了盟津大会，因此周朝建立之后也封他做蜀侯，后来“周失纲纪，蜀先称王”，第一代蜀王才是鱼凫。周朝建立的准确年代有争议，但是三星堆的埋藏年代反而没有争议，在距今3100年到3000年之间。而这时候是商周交替，那么鱼凫肯定是在周朝建立之后称王的。也就是鱼凫称王的时候，三星堆文物都已经埋葬了，所以不可能是他的权杖。
当然有破总得有立，我需要回答这么个问题：三星堆权杖到底属于谁呢？老严才疏学浅，没有答案，只好扭头就走，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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