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1971年那会儿，全中国最火的那个“喜儿”，那个银幕上受尽旧社会苦楚、代表着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姑娘，在现实里，却是个被划进“出身不好”圈子的人。
这事儿听着就拧巴，但它就这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主角叫石钟琴。
故事得从11年前，也就是1960年的上海说起。
那时候，刚成立的上海市舞蹈学校在石门一路的一栋小洋楼里招生。
这地方，对弄堂里那些爱蹦爱跳的孩子来说，跟圣地没什么两样。
石钟琴家就住在这洋楼不远处的石库门里，直线距离也就一百来步。
这姑娘，天生就是跳舞的料，一听到收音机里放音乐，脚底下就跟抹了油似的，根本站不住。
弄堂里的街坊邻居都说，这孩子将来准有出息。
招生消息一出来，石钟琴的心就野了，天天扒着窗户往那栋小洋楼瞅。
可问题是，人家招生是定向的，老师们早就去各个重点小学、少年宫把那些个头、长相、身材比例都顶尖的“好苗子”给挑走了，直接推荐过来考试。
石钟琴一个普通中学的初三学生，连个名都报不上，人家根本不看你。
这下可好，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那段时间，石钟琴魂不守舍，上课老师讲什么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她天天盼着招生老师能“瞎猫碰上死耗子”，摸到她们学校来，可一天天过去，连个影儿都没有。
眼瞅着这事儿就要黄了，她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
她一咬牙，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胆子大破天的决定：自己找上门去。
当这个十五岁、个子高高、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姑娘一个人闯进招生办公室时，几个正在忙活的老师都愣住了。
他们打量着石钟琴，那笔直修长的腿，那纤细的脖子，那股子说不出来的灵气，简直就是教科书里的芭蕾胚子。
老师们当场就动了心，破例给她仔仔细细地测了一遍。
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惊了：这身体条件，柔韧性、弹跳力、身材比例，完美得无可挑剔。
可一个最要命的问题，把所有人都难住了：她十五岁了。
跳芭蕾，行话叫“吃青春饭”，九岁、十岁是黄金入门期。
十五岁才开始学，骨骼基本都定型了，吃得苦要比别人多好几倍。
更现实的是，学校是七年制，等她毕业就二十二了，一个芭蕾舞演员的舞台生命一共也就那么十几年，这不等于刚出师就快要退休了吗？
收下她，风险太大；不收吧，这么好的苗子，扔了实在太可惜，老师们看着都心疼。
最后，老师们也拿不定主意，只能让她先回家“等通知”。
这三个字，对石钟琴来说，比直接拒绝还折磨人。
半个月后，她听说舞校已经开学了，每天路过都能听见里面传出断断续续的钢琴声。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蒙着被子哭了不知多少回，这事儿她没敢跟家里说，怕妈担心。
就在她以为这辈子跟跳舞彻底没缘分了的时候，一个月后的一天，班主任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封信。
是上海舞蹈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石钟琴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手都在抖，她以为自己在做梦。
她什么都顾不上了，抓着信就往家跑，那一天，她感觉自己脚下踩的不是马路，是云彩。
进了舞校，石钟琴才知道，以前在弄堂里瞎蹦跶跟真正的芭蕾训练，完全是两码事。
洋楼里的浪漫背后，是日复一日、近乎残酷的折磨。
每天就是把杆、下腰、压腿、旋转、跳跃，这些动作单调得让人想吐，身体上的疼更是钻心。
特别是开胯压腿，老师会用全身的力气往下压，那感觉就像骨头要被生生掰断一样，疼得人直冒冷汗。
教她的是舞蹈界出了名严格的胡蓉蓉老师。
胡老师眼毒，任何一个手位不对、脚尖没绷直，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批评都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一点情面不留，有时候还会被罚一个人站在教室中间，把错的动作重复做几十遍，直到标准为止。
那种羞愧和委屈，混着汗水，把石钟琴的脸憋得通红。
可她从来没想过放弃，她比谁都清楚，自己年纪大，底子薄，不拼命，就什么都不是。
她成了全校最刻苦的学生。
每天下课，别人都跑去吃饭休息了，她还在练功房里“开小灶”。
等她练完，身上的练功服都能拧出水来，汗水在地板上汪成一小片。
就这样，她把六年当十年用，毕业时，她已经是上海芭蕾舞团里业务最扎实的演员之一。
可就在她摩拳擦掌，准备在舞台上大干一场的时候，那个特殊的年代来了。
命运，又一次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当时，排演革命样板戏是头等大事，上海芭蕾舞团接到的任务就是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
按业务能力，石钟琴绝对是演主角“喜儿”的不二人选，她的技术在团里数一数二。
可一份档案，就像一座大山，把她压得死死的。
就因为祖父和父亲在解放前开过一家小西药房，算“资产阶级”，她就被打上了“出身不好”的标签。
在那个讲究根正苗红的年代，这意味着她被剥夺了演主角的资格。
最后，她被分到了群舞队，在《红樱枪》那一场里，当一个连脸都看不清的背景。
这个落差太大了，她想不通，自己流了那么多汗，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就因为一个自己根本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就被全盘否定？
那段时间，她经常一个人躲在黑漆漆的练功房里，抱着那双磨破了的足尖鞋，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但石钟琴这人，骨子里就有股犟劲。
她觉得，只要还能站在舞台上，主角和群舞，都得用一百分的力气去跳。
她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化成了练功的劲头。
别人练一遍，她就练十遍。
她的努力，领导和同事都看在眼里。
机会，有时候就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由于演出任务多，A角演员有时候需要休息，团里就安排石钟琴在第四场“深山遇险”里，跳一段两分钟的独舞，也就是喜儿从人变成“白毛女”后的一段内心挣扎。
在整出舞剧里，这两分钟不起眼，对石-钟琴来说，却是她当时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她把这两分钟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来做。
她疯了一样地啃剧本，对着镜子，一遍遍揣摩喜儿那种绝望、恐惧又带着不屈的眼神。
为了找到在雪地里挣扎的感觉，她就光着脚在冰冷的地板上旋转、跳跃。
脚尖磨破了，起了血泡，她就用针挑破，裹上布，接着练。
等到她穿着灰色的破烂衣服上台，跳起那段独舞时，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那已经不是简单的舞蹈动作，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在舞台上呐喊。
她的每一个旋转都带着挣扎，每一个跳跃都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
那两分钟，她不是在跳舞，她就是那个被逼上绝山、在风雪中求生的“白毛女”。
这次表演，为她赢得了满堂彩。
1969年，因为原来的主演身体原因加上演出任务繁重，剧团急需一个能挑大梁的B角。
凭借那次惊艳全场的替补表演和无可挑剔的基本功，石钟琴被推上了“白毛女”主角的位置。
当上主角，挑战更大了。
技术动作对她来说不在话下，难的是演出“魂”。
特别是第六场“庙堂相会”，喜儿在奶奶庙看到仇人黄世仁，那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阶级仇恨，对于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的姑娘来说，太遥远了。
一开始，她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导演说她的眼神“软”，没有恨，只有怨，有时候一紧张还会笑场。
导演很有耐心，不骂她，而是让她去读书，读《骆驼祥子》，读《家》《春》《秋》，去理解那个“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是什么样的。
她又找来田华主演的电影版《白毛女》，一遍遍地看，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模仿田华的眼神。
她把自己关起来，对着镜子练“瞪眼”，想象自己就是喜儿，家破人亡，无处可逃。
她把这些年自己受的委屈、心里的不平，全都灌注到了角色里。
等她再上台时，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当黄世仁出场，她的眼神就像两把淬了火的刀子，直直地插过去。
她的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控诉和力量。
台下的观众被她强大的气场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一刻，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复仇女神。
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剧场。
石钟琴，终于和“白毛女”这个角色，人戏合一。
1971年，舞剧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观影人次超过5亿，几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看过。
石钟琴那张充满倔强的脸，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很多年后，石钟琴去了美国，在休斯顿芭蕾舞学校当老师，教一群金发碧眼的孩子跳舞。
舞台上那个不屈的“白毛女”，最终还是走向了另一个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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