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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咸丰三年,天王洪秀全派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率2万多太平军一路北上,一路畅通路无阻,到五年间,太平军就已经抵达天津静海附近。而当消息传到紫禁城的时候,22岁的咸丰此时突然发现,他身边的满族亲贵里,居然无人领兵挂帅,已几乎无人可用。

之前咸丰也不是没派兵,满族核心精锐八旗骑兵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弃甲,这些所谓的精锐就像猪羊一样被太平军屠杀殆尽,仅余的散兵游勇在被打败后沿路要饭回到了北京,这个时候的北京城更是全城震恐,短短几天内全城就有十几万人逃命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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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满族八旗兵自康熙初年就已经锐气全消,自三藩事作乱之后,就只是靠着汉军八旗和绿营才勉强平定叛乱。嘉庆二十年,嘉庆在阅兵时发现,在一次200人的射箭比赛中,当时御林军里竟然只有5人能全部射中箭靶,满族八旗当时已经是不堪大用。现在太平军起事,不过是掀开了这个老大帝国的虚弱的老底。

此时此刻的咸丰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这人应该是咸丰最后的王牌了,此人就是出身蒙古名门博尔济吉特部的僧格林沁,他是大清帝国最后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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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图哈萨尔的二十六世孙,但由于家道中落、到了僧格林沁这一辈,他已经沦落到给奴隶主放牧的放牛娃。然而命运的转机出现在道光五年,这一年,僧格林沁的远房族叔、蒙古第九代札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逝,由于没有儿子,在因缘际会下,15岁的僧格林沁被选为嗣子,承袭王爵。更幸运的是,嗣母是道光皇帝的亲姐姐,他就意外成了道光皇帝的外甥,这层关系让他瞬间让他从穷小子一夜之间跃升为皇亲国戚,随后被送到京城与道光皇帝的皇子们一起读书,成为王朝的培养对象。

由于僧格林沁这个很会来事,少年老成,深得道光信任,就此成为统领禁军的侍卫内大臣,道光临终之际,他与御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同为托孤大臣,僧格林沁作为继位的咸丰皇帝的表兄弟和禁军统兵大臣,真的是位高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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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这危急时刻,咸丰让这个大表兄领兵,希望他能够重振满清雄风,于是僧格林沁奉命挂帅,率领蒙古骑兵先是在天津击退太平军,并趁机追击俘获北伐太平军主将林凤祥,此后两年间彻底击败北伐太平军部、并于咸丰五年俘获太平军将领李开芳,全数歼灭了北伐太平军。

对于已经腐烂透顶、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来说,僧格林沁无疑是帝国在汉人之外、满蒙贵族中最后的帝国武士,这也说明满清贵戚还是有人可用的,为此,咸丰皇帝先是特赐僧格林沁“博多罗巴图鲁”称号,又敕封僧格林沁为“世袭罔替”的“博多勒噶台亲王”。此后,僧格林沁与曾国藩一起并称为“南曾北僧”。作为满人最后的帝国武士僧格林沁,是满清皇帝最后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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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丰看来,蒙古出身的僧格林沁的就成了晚清时期维系帝国统治的最后倚靠。可鉴于太平军的强大,咸丰十年,咸丰不得不授予曾国藩以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的实权。因为在咸丰看来,满人八旗早已腐朽不堪,除了作为蒙古人的僧格林沁之外,满人已经不得不依靠汉人来维持统治、进剿太平军了。

咸丰六年,咸丰皇帝任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当时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败的教训,积极筹建防御工事,咸丰九年,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再次北上天津大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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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作为态度鲜明的主战派,僧格林沁特地向咸丰奏请说,必须坚决撤回谈判代表,并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军队,与西方侵略者决一死战。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清军对英法舰队发起攻击,并击毁5艘英军战舰,打死打伤英军460多人,重伤英军海军司令贺布,取得了自1840年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但英法联军很快发起报复,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分别占领烟台、大连,封锁了渤海湾,随后又进占天津大沽口,当年9月,英法联军迅速侵进北京,随后3万清军在僧格林沁的统率下,与英法联军在北京的通州、八里桥一带展开决战。对于当时仍然以冷兵器为主的清军来说,这注定是一场悲壮式的失败,而曾经驰骋世界700多年的蒙古骑兵,则将在此战后,彻底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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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9月21日,面对7000多先行进抵北京八里桥的英法联军,僧格林沁亲自率领7000多蒙古骑兵和1万名步兵,在北京八里桥一带与英法联军展开了激战。这是一场以冷兵器为主的军队,与以热兵器为主的近代军队的一次经典对决中几乎全军覆没,而英法联军却仅仅只有12人阵亡。

对于僧格林沁指挥的这支蒙古骑兵部队,参与了八里桥之战的法国远征军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回忆说:

“炮弹和子弹无法彻底消灭他们,骑兵们似乎是从灰烬中重生。他们如此顽强,以至于一时间会拼命地冲到距大炮只有30米远的地方。我们大炮持续和反复地排射,炮弹于他们的左右飞驰,他们在炮火中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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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桥战败后次日,咸丰皇帝在仓惶中逃亡承德,半个月后,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了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而英勇战败、几乎全军覆没的僧格林沁,则被罢官夺爵,仅仅保留钦差大臣的身份。

但对大清王朝来说,满蒙贵族早已无人可用,于是就在八里桥之战后不到两个月,随着捻军在北方的兴起,慈禧不得不再次起用僧格林沁,并恢复其“世袭罔替”的亲王官爵,命其率领清军赶赴山东与捻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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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僧格林沁刚好50岁。此后五年间,僧格林沁不断追剿捻军,期间出身贫寒、为人质朴的僧格林沁,不仅亲自率兵冲锋在前,而且与士兵同甘苦,一个锅灶吃饭,士兵们吃什么他就一样吃什么,作为世袭罔替的亲王和禁军统兵大臣,他甚至不顾身份,经常步行巡视整个大营,与士兵拉家常勘察疾苦,由此深得军心。

在太平军平定后,湘军和淮军开始被迫裁军,与此同时,清廷又下令湘军北上支援僧格林沁继续围剿捻军,但曾国藩明白,清廷的目的是要“以湘军打先锋,以蒙古骑兵收功”,所以曾国藩对此一直是抗命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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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5月,由于连续行军数十天,僧格林沁当时甚至累得连马缰绳都拿不住,只能用布带拴在肩膀上驾驭军马。急于追击捻军的僧格林干脆甩掉步兵,亲自率领骑兵部队追击捻军,而捻军则步步诱敌深入,最终在山东曹州菏泽县的高楼寨将僧格林沁的部队重重包围,尽管奋力突围,但僧格林沁最终被捻军追杀于山东菏泽当地的一处麦田,而杀死他的,是一位当时年仅16岁的捻军小兵张皮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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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清帝国赖以为支柱的最后一位满蒙武士,僧格林沁死了。对于这个晴天霹雳,清廷极度震惊,僧格林沁遗体运抵北京后,慈禧、慈安两位太后亲临祭奠,并赐予僧格林沁谥号曰“忠”,并将其配飨太庙,绘像紫光阁,其子伯彦讷谟祜则袭封亲王爵。

僧格林沁的落幕,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他是冷兵器时代最后的英雄,却倒在了热兵器时代的黎明前;他是满蒙贵族最后的荣光,却成了清廷集权统治的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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