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在贵州的一条公路上，有一辆卡车坏了，开车的司机是个保安团的少校，他没做错什么事，就是车子突然不动了，刘伯龙带着几个人走过来，什么话也没说，当着大家的面，直接开枪打死了这个少校，现场的人都呆住了，没人敢出声，也没人敢动，过了五分钟，那具尸体就凉了，这不是打仗，这是杀人，而且杀的是自己这边的人，一个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军官。
这事儿不是头一回发生，刘伯龙来贵州才几个月，就已经处理掉三个人，他不讲道理，只强调军纪，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在清除那些不听他指挥的人，保安团少校的事只是一个借口，真正原因在于刘伯龙看不上地方武装，觉得那些人不够资格待在军队里，他要的是听话的、干净的、只认他一个人的士兵。
省主席谷正伦清楚这件事，却没有去管，他资历很深，地位稳固，但是害怕蒋介石，刘伯龙是蒋介石派来的人，谷正伦不敢动手，只能私下里说一句要讲规矩，意思是别把事情闹大，镇宁县长更加干脆，听说枪决了人，当场就说军方的事情，他们不能插手，这话听着像是按规矩办事，其实是保护自己，谁也不想惹上刘伯龙这个疯子。
刘伯龙的手下也畏惧他，秘书和副官接连消失，没人敢去追问，因为他掌控着通讯渠道和军法权力，可以随意抓捕人、处决人，如果有人试图举报，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整个系统里无人敢于发声，大家都装作看不见、不知道，反正死的不是自家人。
这个少校死了，背后藏着更大的问题，保安团原本是贵州本地的治安力量，用来维持地方秩序，刘伯龙却认为他们是乌合之众，不应该存在，他想要的是中央派来的、只听从他指挥的部队，这种想法其实是在搞军事殖民，让外来的人用暴力把本地的体系全部打烂，只为了让他一个人说了算。
这几个月里，刘伯龙连续杀了人，三月他除掉副官，因为那人追求他妹妹，五月秘密处决了记者秘书，说是可能泄露机密，六月当街击毙保安团少校，十一月又杀死前省长卢焘，卢焘是护国战争的老将，曾任省长，百姓都很敬重他，他被杀是因为公开表示愿意配合解放军，刘伯龙认为这是背叛行为，不能留下这个人。
谷正伦其实也在想办法，他知道自己斗不过刘伯龙，就找卢焘出来帮忙，想用民间力量挡一下，没想到这招反而激怒了刘伯龙，在政权快垮的时候，刘伯龙最怕的就是有人不跟他一条心，卢焘的死，不是因为政治立场，而是因为他太有威望，太得人心。
卢焘去世以后，贵阳城里没有人出声，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心里发冷，大家都知道法律管不住刘伯龙，军队也约束不了他，能够拦住他的只有德行和名声，可是这些在那个年代已经不管用了，刘伯龙开着黑色汽车到处转悠，卫兵站在一旁，手按在枪柄上，一句话也不说，他们不是军人，只是私人打手。
那是一九四九年六月的时候，解放军眼看就要打到黔东这边了，刘伯龙这个人杀人越来越凶，不是因为他厉害，是因为他心里害怕，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没多少了，就想在走之前把所有不听他话的人都给除掉，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只在意自己能不能保住安全，像这种人根本算不上军人，只能算是土匪。
他杀掉的每个人，都是权力结构的一个支点，副官代表亲情，秘书代表忠诚，少校维持地方秩序，卢焘象征民间声望，他把这些全都砍掉，就没有人能制衡他了，可他也把自己逼到绝路，没人帮他，没人信他，最后只能靠暴力活着，暴力能吓住人，但吓不住人心，人心散了，再大的枪也撑不住。
他觉得自己是个厉害角色，其实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他动手杀人越多，自己离死就越近，历史不会记下他的名字，只会留下他做过的事，那些被他害死的人才是真正的贵州人，他们虽然死了，可他们的故事还在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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