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朱棣的铁骑刚刚撞开了金陵的大门，皇宫在一片火海中摇摇欲坠。
就在这改朝换代的至暗时刻，发生了一件极具黑色幽默的事：那个两年前被皇帝钦点为“大明门面”、长得帅到掉渣的新科状元，膝盖一软，跪在了篡位者的马前；而另一个因为长得太丑被皇帝嫌弃、硬生生从状元降为榜眼的“丑男”，却整理衣冠，向着旧主的方向三拜九叩，随后从容自尽。
这一跪一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给那个“看脸治国”的荒诞时代，记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就是大明朝著名的“貌阅”制度，听起来挺高大上，说白了就是官方认证的“以貌取人”。
年轻的皇帝大笔一挥，干了件让他后悔终生的蠢事：换人。
胡广被提拔为状元，王艮被贬为榜眼。
在朱允炆看来，胡广这样仪表堂堂的帅哥，才是大明王朝的体面，才是值得托付的肱股之臣。
这不就是现在的“颜控”吗？
可惜啊，这世上最靠不住的往往就是面子。
结果怎么着？
当朱棣的大军兵临城下，那个被视为“大明门面”的胡广，连一丝犹豫都没有就选择了投降，后来还混成了朱棣宠信的内阁首辅，日子过得滋润得很。
而那个因为“长得丑”被嫌弃的王艮，却用最惨烈的方式证明了什么叫“面丑心慈，骨硬如铁”。
在这个看脸的世界里，有一种东西比五官端正更重要，那个东西叫风骨。
这种荒诞的“看脸政治”在大明朝还真不是孤例，它像一种病毒，甚至蔓延到了名字的迷信上。
到了永乐二十二年，朱棣自己也干了同样的糊涂事。
原本的状元叫孙曰恭，“曰恭”二字连起来看着像个“暴”字，朱棣看着心里犯嘀咕，觉的不吉利，硬是把第三名那个名字听起来顺耳（邢宽，寓意刑政宽和）、长得又精神的邢宽提成了状元。
再后来的嘉靖皇帝更是离谱，因为嫌弃状元吴情的名字谐音“无情”，而且长得苦大仇深，转手就把长得帅气、名字响亮的秦鸣雷点为状元。
你可能会问，选个帅哥当官怎么了？
养眼不行吗？
问题在于，当一个帝国的选拔机制开始向“形式”倾斜时，它就在释放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表演比实力更重要，面子比里子更重要。
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不止是选官那么简单了，它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甚至腐蚀掉国家的武装力量。
咱们把目光往前移一点，看看隔壁的宋朝，你就知道这种“表演型政治”的后果有多可怕。
在北宋，踢球不仅仅是娱乐，它是一条通天大道。
高俅之所以能从一个小混混爬到太尉的高位，掌管八十万禁军，不是因为他懂兵法，仅仅是因为他那一脚漂亮的“鸳鸯拐”。
这种上行下效的后果那是毁灭性的。
当皇帝在宫里研究“白打”技巧时，当宰相蔡京在场边鼓掌叫好时，原本用来强身健体的蹴鞠，彻底变味了。
司马光在笔记里痛心疾首地写道，军营里从将领到士兵，没几个人练刺杀，全在练颠球。
为啥？
因为练杀敌本领没人看，球踢得好却能升官发财。
这导致了人类战争史上最魔幻的一幕：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的铁蹄已经踏碎了黄河防线，包围了汴京。
在这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宋钦宗为了“提振士气”，竟然下令在城内组织了一场高规格的蹴鞠比赛。
而在城墙上，那位号称能用“六甲法”撒豆成兵的神棍郭京，正带着士兵们在城头踢球搞“法事”。
甚至在开封城破、皇室被俘的那一刻，宫里的太监还在踢球。
这哪里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分明是“君王犹唱后庭花”。
当一个国家的军队开始为了表演而训练，它的结局只能是成为敌人的笑料。
如果说“看脸”和“踢球”还是统治阶级的自娱自乐，那么当这种形式主义开始向下收割底层百姓时，就彻底变成了一种吃人的制度。
在元朝，这种对“形式”的痴迷演变成了对“悲伤”的垄断。
中国人讲究孝道，哭丧本是情感的宣泄，但在元朝统治者的眼里，这成了一门生意。
政府竟然设立了“丧葬司”，垄断了民间的哭丧服务。
老百姓家里死了人，想哭？
不行，你自己哭不算数，必须花钱雇佣官方认证的“礼哭人”。
这简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巅峰：悲伤需要持证上岗，眼泪需要缴纳税金。
官方的哭丧队有编制、有考核，还得背诵蒙汉双语的哀词。
富人为了面子，花大价钱雇人来表演“悲痛欲绝”；穷人为了不挨鞭子，哪怕卖儿卖女也要雇人来替自己哭一声。
在这里，情感彻底沦为了表演，在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面前，连最基本的人性流露都被异化成了冷冰冰的“KPI”。
从大明朝那个在考场上被掉包的状元，到大宋朝那个在城墙上踢球的士兵，再到元朝那个按次收费的哭丧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几段荒诞的历史趣闻，而是一条清晰的毁灭逻辑。
胡广长得再帅，也撑不起大明的脊梁；高俅球踢得再好，也挡不住金人的铁骑；官方哭丧队哭得再响，也挽救不了百姓对朝廷的失望。
历史总是喜欢用最极端的黑色幽默告诉我们：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面子”，往往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艮自杀前，在衣带上留下了绝命词，大意是说，既然食了君禄，就当死得其所。
那一年他才几岁啊，就看透了这世间最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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