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泉城的风比往年来得更冷。殡仪馆的走廊尽头，辛沙沙缩在折叠床上，手机屏幕亮着，房东那句“押金我退，今晚必须搬走”还停在对话框里。她盯着天花板，像在看一部无声电影：七天内第三次搬家的行李、邻居摔碎的辣酱、公交司机踩下油门的瞬间——每一帧都写着“晦气”二字。
没人告诉她，把死人画得像活着那样体面，会换来活人的嫌弃。一位出租车司机在气味里嗅出福尔马林，车还没停稳就锁门；某婚礼请柬写着“辛苦，但别来了”。这些细节像暗号，把世界一分为二：一面是冰柜编号，一面是人间烟火。
偏见说久了，连她自己也差点信了。直到某天，一位抗战老兵的孙女递来爷爷的旧照片：灰布军装、领口别着褪色的勋章。辛沙沙用镊子夹出弹片锈迹，像考古学家清理文物。六小时后，老人额头的皱纹回到1945年那个胜利日。孙女当场跪下，把脸贴在那双早就冰冷的手上。那一刻，她忽然明白：所谓“脏”，只是活人给自己划的禁区。
同事们的小本子记着各种“禁忌”：不主动伸手、不说“再见”、不在别人面前喝同一杯水。最尴尬的是同学会，有人起哄让她“现场表演缝针”。她笑笑，把话题转到新品口红，像所有人一样补妆。散场后，她独自坐在KTV门口，看夜班车一辆辆开走，才发现自己竟把“谢谢师傅”说成“一路走好”，司机一脚油门窜出去老远。
然而死亡也给了她另一套语言。指甲缝里残留的油漆、牙齿的烟酒渍、膝盖处的老茧，都是逝者写下的生平。去年冬天，一位溺亡男孩的口袋里翻出一颗没送出的奶糖，她偷偷把糖纸叠成小船，放进孩子掌心。母亲扑在玻璃棺上哭：“我儿子最怕黑。”那一瞬，她听见自己心脏重重跳了一下——原来告别也可以有温度。
数据说，全国七成殡葬从业者被房客或司机拒绝过，可数字背后，还有更小的细节：有人把卫生巾塞进手套箱，只为掩盖“那股味”；有人把制服叠成方块，塞进背包最底层，像藏一个不能见光的秘密。辛沙沙的抽屉里锁着一本值班日志，夹着一片玉兰花瓣，那是家属偷偷塞给她的，说“你让爸爸走得像春天”。
天亮前，她给21号遗体做完最后一次SPA。老太太年轻时在纺织厂挡车，手指关节粗大，她选了最淡的腮红，像车间里飞起的棉絮。家属说：“妈这辈子没化过妆。”辛沙沙回了一句：“那就让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美美地走。”
走出冷藏间，阳光穿过玉兰树，落在她脸上。今天还得去派出所，协助辨认一具无名尸体的牙模。她低头整理口罩，忽然想起房东最后那句话：“姑娘，你人挺好，可房子我还要租。”她没回，只在心里轻轻补了一句：没事，死人从来不说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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