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满怀希望地想回到熟悉的部队工作，毕竟那才是他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可总政三位副主任梁必业、黄玉昆、徐立清却一次次地跟他谈话，话里话外都是一个意思——留在地方吧。
这位正兵团职的老将军，为什么连重返部队的愿望都成了奢望？
这所学校在军队系统里地位不低，专门培养通信技术人才。
院校生活相对平稳，每天除了处理行政事务，就是给学员们上课，讲讲党史军史，传承革命传统。
他在讲授红3军团历史时，详细介绍了彭德怀的军事才能和领导作用。
这本是正常的历史讲述，红3军团的历史离不开彭总的贡献。
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讲课内容被人盯上了。
有人给他扣了顶"突出彭总"的帽子，说他政治立场有问题。
学校领导找他谈话，态度很明确——先靠边站，停止一切工作。
一个正兵团职的高级干部，说拿下就拿下，连个说法都没给。
他心里清楚，这事儿背后的水很深，只能默默接受安排。
1966年，更大的变故来了。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整体转制，从部队院校划归地方管理。
这一转制，影响的不只是学校的归属，还有所有在职干部的身份。
他本来是军队干部，拿军队的编制，享受军队的待遇。
转制之后，他成了地方干部，虽然军衔还在，可组织归属完全变了。
更要命的是，他现在连工作都没有，就这么尴尬地挂在地方体系里。
造反派批斗他，说他是"走资派"，说他历史上有问题。
一个开国中将，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和平时期勤勤恳恳，到头来却要在批斗会上低头挨批。
那种屈辱感，外人很难体会。
没有工作岗位，没有具体职务，每个月就领着微薄的生活费。
一家八口人，每人每月只有14块钱。
在那个年代，14块钱能买什么？
几斤肉，十来斤粮食，维持最基本的温饱都困难。
早上起来喂鸡，然后去菜市场转转，看看哪家的菜便宜点。
下午就在家里看看书，或者帮着做做家务。
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现在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街坊邻居都知道他是个大干部，可谁也不敢多问，那个年代提这些太敏感。
战争年代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在和平年代反倒没了立足之地？
想想当年在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当政委的时候，管着多少人，处理多少大事。
现在却为了几毛钱的菜价跟小摊贩讨价还价。
1971年9月之后，形势稍微缓和了些。
可还是没有工作，还是闲在家里。
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1977年。
1977年，形势终于变了。
拨乱反正开始了，很多受冤屈的老干部陆续得到平反。
他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觉得自己又能为党为国家做点事了。
他在军队干了大半辈子，对部队工作再熟悉不过。
从基层带兵，到军区机关，再到总部报社，他哪个岗位都干过，哪项工作都熟悉。
现在平反了，理应回到自己熟悉的战线上去。
他找到总政治部，提出想回部队工作的要求。
总政的领导很重视，专门安排了三位副主任——梁必业、黄玉昆、徐立清跟他谈。
这三位都是老资格的政工干部，说话有分量。
第一次谈话气氛还算融洽。
你的档案已经在地方了，要调回来得跟中组部协调，程序很繁琐。
他没有放弃，又去找了几次。
每次三位副主任都接待他，态度客气，可就是不松口。
谈话的内容越来越直白——部队现在机构臃肿得很，一个正职下面配十几个副职，根本没有合适的位置安排你。
他是正兵团职，开国中将，论资历论能力都不差，怎么就没地方安排？
他坚持要回部队，总政坚持让他留在地方。
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事儿就这么僵着，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他通过各种关系打听，想找个突破口。
部队里认识的老战友也帮着想办法，可总政那边态度很坚决，谁说情都没用。
关键时刻，副总参谋长王铮出面了。
第10研究院虽然名义上是地方单位，归属国防科工委管理，可性质跟部队差不多，都是搞国防科研的。
总政三位副主任最后同意了这个方案。
研究院是正部级单位，党委书记也是正部级，待遇不会降低。
工作内容主要是抓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跟你以前干的差不多。
虽然没能回到部队，可至少有工作可干了，而且还是跟国防相关的重要岗位。
总比在家闲着强，总比天天为柴米油盐发愁强。
研究院里都是搞技术的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做。
职务虽然是副职，可按正部级待遇。
后来又转任顾问，直到离休。
从院校政委到地方研究院书记，再到部委领导，他的职业生涯画了个圈，最终还是在国防系统里终老。
虽然没能实现重返部队的愿望，可也算为国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那个特殊年代，多少人的命运被裹挟其中，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能够在晚年重新工作，能够继续为国家做点事，已经是幸运的了。
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干部安置的大局。
部队当时的情况确实很糟糕，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个单位十几个副职挤在一起，工作根本分不清楚。
再往里面塞人，只会让情况更混乱。
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说，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老同志的尊重。
档案在地方这个理由，听起来像推脱，可确实是个实际问题。
干部档案一旦转到地方，再调回来需要走很多程序，涉及中组部、地方组织部门、军队组织部门多方协调。
那个年代办事讲程序，每个环节都得盖章签字，一个不小心就卡在某个地方。
一个开国中将，因为讲课内容被扣帽子，因为院校转制而地方化，因为历史问题被边缘化12年。
等到平反重返工作岗位时，却发现回部队的路已经被堵死。
总政三位副主任不是不想帮忙，而是现实摆在那里——部队机构臃肿，干部安置困难，开先例会引发连锁反应。
这个结局虽然不完美，可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不错的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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