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深冬，乌鲁木齐的夜晚滴水成冰。军区作战室的一盏马灯彻夜不灭，透出的光映着一张张为改造新疆而忙碌的面孔。那时，没有人预料到，短短数月后，新疆分局的指挥棒将迎来第四位“接班人”。
新中国成立初，中央采取“党政军一元化”模式治理边疆，既要维稳，又要推行改革。新疆地广人稀、民族复杂，最需要的正是果敢又细腻的掌舵者。1949年底，王震率第一野战军二军开进迪化（今乌鲁木齐），随之建立新疆分局。为了照顾各方情绪以及分担压力，分局先后设立了三名书记：王震是第一书记，徐立清是第二书记，张英邦是第三书记。
权责并重，却并不等于人人都能坐上头把交椅。王震除主抓军政，还要兼顾大军区建设。1951年春，他提出土地、牧区改革同步推进，意在一鼓作气完成“打基础”任务。然而牧区改革牵动的是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多民族生产与生活根基，操作难度极大。尤其伊犁、塔城、阿勒泰一带的传统游牧格局，人口流动性大，若无充分准备便“一刀切”，矛盾势必外溢。
七个月不到，中央与西北局接连电示：暂缓牧改，先搞试点。然而分局内部“热火朝天”的情绪难以刹车，局部地区仍然推进。结果，群众会上牧民抵触情绪冒头，一度出现“人走畜散”的苗头。5月的一次汇报会上，中央领导直言：“新疆的方向要稳，不能急行军。”同时决定对分局进行调整。
此时第二书记徐立清已在1950年春调任总干部部，名义留任而实无实职；第三书记张英邦久守地方，却缺乏军旅历练。新疆军政合一的格局亟须一位既懂民族工作又在部队说得上话的人。王恩茂进入视线。
王恩茂1913年生于江西吉安，红军时期就是三连政委。抗战、解放战争一路打到西北，他积累了丰厚的军政经验。1950年调南疆，兼区党委第一书记与南疆军区政委。帕米尔高原的严寒、塔里木盆地的酷暑，见证了他数百次翻山越岭的调查。有人回忆：“王政委调研时，一壶盐茶，一包干馕，天黑才歇。”南疆的减租反霸、分期土改，便在这样的踏勘里稳步展开。彼时穆斯林上层人物私下议论：“这个汉族干部，懂我们的心。”
1952年7月，新疆分局全体会议召开。中央代表翻开任命电报，宣布：“王恩茂同志任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军区政委、财政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新疆工作。”会场短暂的静默后掌声骤起。张英邦走过去，握住王恩茂的手轻声说：“老王，担子不轻。”王恩茂点点头：“只要群众安稳，担子再重也得挑。”
随后，他先把“暂停牧改”“先行试点”写进文件，明确北疆暂缓、南疆稳推、伊犁观察的节奏。与此同时，他把分局机关搬到基层去，与各族群众同吃同住，反复阐释政策。伊犁某部队官兵随他入户征求意见，一位哈萨克牧民质疑道：“你们说改革是为了我们，可我们的羊往哪儿放？”王恩茂当即拉过羊鞍比画：“草场依旧是大家的，先划区、后测产，不急。”一句“先划区、后测产”，成了后来新疆牧改的基本原则。
他在军队内部也作出调整：强调部队必须服从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但维稳时可快速机动，确保边境不生乱。此后的一年，新疆少有大的群体冲突，主要指标都有起色。财委推行的统购包销和手工业合作社，也让棉花、毛皮、葡萄干顺利运出山海关，换回大量工业品。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王恩茂被任命为自治区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并兼任新生的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形成了军政屯一体的治理模式。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战友廖汉生毕业于军事学院后主动请缨援疆，中央考虑到新疆一元化格局稳定，并未批准调动。这一来，王恩茂在天山南北坚持岗位十五年，直至1967年才离开。
回顾他接掌分局的那一刻，新疆正处在“稳”与“快”的拉锯。最终的抉择偏向稳健，而后才有了经济开发、兵团垦荒、边境固防的后续布局。假如当年牧区改革继续硬推，局势会如何，很难想象。历史没有假设，但留给后人的启示足够清晰：在多民族地区治政行事，步子快慢不是唯一指标，能否踩准节奏、尊重差异，往往决定成败与长治。
今天的档案还在中央档案馆静静躺着。翻检那一份份电报和会议纪要，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王恩茂之所以能在三位书记之后脱颖而出，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对新疆实际的尊重与对群众情绪的体察。这种从基层试点到全区铺开的路径，后来被概括为“试点—推广—总结”的经验模式，也被移植到内蒙古、宁夏等相似区域。其价值，已经远超当年那份“改组令”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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