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南昌，夏天，热得让人脑子发涨。
就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午后，贺子珍家的小院门被敲响了。
她一边擦着手上的水，一边应声过去开门。
门一开，她愣在了那儿。
站在门外的人，头发已经有些白了，眼角的纹路也藏不住岁月的痕迹。
可那双眼睛，她太熟悉了。
“昭学，是你？”贺子珍声音有点哑。
来人点了点头，眼圈也红了：“是我。”
这一声“是我”，隔了整整十二年。
说起来，这不是一次计划中的探访。
其实曾志是陪冯白驹来南昌治病的，正好碰上庐山开会，她和丈夫陶铸一道同行。
冯白驹突发心肌梗塞，在省委安排下送进了省医院。
曾志陪着办住院手续，忙前忙后。
就在这时候，从省委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贺子珍，就住在南昌。
她愣了一下，脑子里嗡地一下。
说到底，这事儿也怪巧。
贺子珍早年去了苏联，之后在东北、沈阳待过一阵，后来又搬到南昌生活。
这些年联系很少。
不是不想，而是……太难了。
不久前的那次见面，还是1947年在沈阳。
那时候贺子珍刚从苏联回来，身子还没养好，情绪也不太稳定。
曾志一接到消息就赶去了。
两人一见面，谁也没说话，贺子珍直接扑到她肩上，眼泪哗啦啦往下掉。
“昭学，可见到你了。”她还是叫她昭学，这是曾志早年的名字。
那天晚上，两人挤在一张床上，像十几年前在井冈山时那样，盖着同一床被，说了整晚的话。
可惜后来曾志有事离开，又去了别处，两人又断了联系。
这回再见，贺子珍穿着布鞋、黑裤、短褂，身形瘦了很多。
头发也花白了，看上去已是个朴实的老太太。
但她的热情一点没变。
拉着曾志进门坐下，倒茶，拿点心，还不停地扇扇子让屋里透点风。
“你要是不说，我都不认得了。”曾志看着她，低声说。
“那时候还说以后常见面，结果一别就是十几年。”贺子珍叹了口气。
这话，说起来轻巧，但背后的故事却不简单。
两人认识得早，早到井冈山还没完全站稳脚的时候。
那时候的女同志不多，贺子珍是毛泽东的妻子，曾志是蔡协民的爱人（后来成为丈夫）。
两人年纪差不多，脾气也合，没几天就熟了。
那会儿红军物资紧张，生活苦得很。
曾志怀孕时，条件简直不能看。
贺子珍听说后，跑了六七个小时山路，带着蔗糖、一只鸡和半斤盐去看她。
回来时天都黑了。
“你疯啦？一个人走这么远。”曾志当时哭笑不得。
“你要是出事，我心里难受。”贺子珍只说了这一句。
后来红军转战赣南，两人又并肩作战。
住得近时，两家隔窗就能说话。
贺子珍怀孕，曾志天天来家里陪她。
毛泽东要调走前，还拜托曾志照顾她。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
蔡协民被调去福州，曾志也跟着离开。
贺子珍生产那段时间，她没能在身边。
这事儿，她一直记在心里。
再后来，战争更激烈了。
曾志经历了丈夫牺牲，又再婚，生活一波三折。
贺子珍则远赴苏联治病，后来也经历了很长一段不为人知的日子。
1947年见面时，两人都变了。
但也没变。
那天晚上，曾志临走前，陶铸提醒她：“别谈太多毛主席的事。”她懂，也没多说。
只是简单叙旧，什么都点到为止。
这次在南昌，贺子珍又拉她住了一晚。
她们还是睡在一铺上，聊了一整夜。
说起井冈山，说起那些牺牲的同志，也说起自己的孩子。
“我那时候真想留下来陪你生孩子。”曾志一边说，一边把手放在贺子珍的手上。
“我知道。”贺子珍轻轻地回了一句。
第二天一早，曾志要上庐山参加会议。
出门前回头看了一眼，贺子珍站在门口，没说话，只是轻轻挥了挥手。
后来路上，曾志对陶铸说：“我想……让她和主席见一面。”
陶铸没回应，只是点了点头。
这事她一直记在心里，也确实想办法提过。
但没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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