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15日，柳州车站的月台上人影绰绰。陶铸刚下火车，迎面是一辆装着三挺轻机枪的大卡车。沿途匪患凶猛，柳州市委特意派出一个加强排护送。卡车启动时，他冲身旁的新秘书关相生笑道：“我是机关枪押送来的。”关相生紧张地点头，这一路的颠簸，让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建国初年的危机。
南宁距离柳州还有数百公里山路。车队行进间，枪口始终对准路边密林。关相生从夜色里看见陶铸的侧脸，45岁的他眼神平静。抵达南宁已是凌晨，陶铸没有休息，径直走进临时指挥部研究剿匪计划。关相生这才明白，护送只是序幕，更艰难的在后面。
三天后，南宁市区开第一次剿匪会议。陶铸让关相生准备材料，凌晨一点还在翻电报。秘书困得直打盹，撑不过去便回房睡觉。不到半小时，陶铸推门进来，见关相生熟睡，轻声把人叫醒。他没有发火，只丢下一句：“我不睡，你也别睡。”短短十六字，比任何训斥都管用。
雷厉风行是常态。一次赴十万大山，陶铸提前通知军区八点出发。到点车没到，他站在门口来回踱步。九点整，汽车才晃到，陶铸脱口而出：“这么松垮，怎么剿匪？”尴尬在空气里凝固，参谋们低头不语。随后几个科室的日常调度，被他一口气改掉。
生活上却极简。机关食堂四菜一汤，他只要两菜一椒。关相生曾悄悄去厨房，看见灶台上摆着一罐泡海椒，再无多余油水。行军途中，他常把省下的粮票递给随员，“你们长身体，多吃点。”说完转身，背影干脆。
1951年春，他结束公事，顺道回湖南祁阳探母。陶铸吩咐关相生只买些水果，不准惊动地方政府。火车停在距县城三十华里的小站，两人雇马车进城，再乘小船进村。没想到哥哥陶自强提前泄了底，村口锣鼓喧天。陶铸皱眉，让人劝散队伍才肯进村。
探亲期间，随员分头在亲戚家用餐。按部队规定不能白吃，关相生各留五十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五十元。返程后，他把票据报给财务。不料数日后，陶铸半夜拎着一百万元旧币来到秘书房间，仅说一句“快把条子拿来！”随后撕个粉碎。原来私人开支不准走公账，哪怕金额不大。关相生无言，只得自掏腰包补上。
对下属提意见，陶铸反而高兴。剿匪案卷堆成山，他忙不过来，让关相生先筛。秘书发现几宗同案不同判，当面提出。陶铸点头：“就该这样，不要唯唯诺诺。”不久他到平乐地委了解镇反，书记夸口两小时批了一百二十份死刑卷宗。关相生暗自疑惑，事后汇报。几天后，广西省委常委会上，陶铸直陈问题：“五万多处决里，约三分之一草率。”这份电报传到北京，毛泽东批示肯定广西纠偏及时。
安全隐患接二连三。南宁驻地深夜枪声骤起，警卫说是特务闯营。调查后却发现，一名战士为逃剿匪巡逻，自伤左腿，谎报袭击。事件澄清，警卫连整编，制度随即加严。1952年，陶铸与吴法宪等人乘机赴京。雨幕封锁西郊机场，油料不足，差点迫降河北平原。飞机几乎擦着电线杆掠过，南苑落地时，机长说油箱仅够五分钟。关相生手心渗汗，陶铸转身已在问会议日程。
同年夏，他奉命调广州市。军区管理处趁他外出，把老旧宿舍翻修，花费一万五千元。陶铸归来立即付款，并在干部大会上解释缘由。多年后，军区想把钱退给遗属，夫人曾志婉拒：“决定已下，不必更改。”一件小事，却流传在南方机关多年。
两年相随，关相生记下厚厚一摞笔记：行事果断，做人俭朴，律己甚严。1952年7月，他调任华南分局秘书处副处长。临行前，陶铸送了本《共产党宣言》，无题词，只有一行日期。关相生将其珍藏许久，每逢新人求教，便指着那行字说：真正的领导，不靠仪式感，而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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