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18号文，就没有华为”。
这是任正非曾经多次感慨与感激的一份红头文件。
1987年，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
这份编号为“深府〔1987〕18号”的文件，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的允许科技走向市场，让那些“搞科研”的科学家们，也可以进入市场“搞钱”。
于是，像任正非这样的技术人员开始在深圳下海创业，像华为、中兴这样的科技企业在深圳雨后春笋的诞生，“18号文”成为了中国科技发展的里程碑事件。
这几天，当我站在广州的广交会展馆，站在2025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的现场,看着眼前这3300多项来自全国600多所高校的“黑科技”，看着大屏幕上不停跳动的科技成果交易数据时，我仿佛看到了——
38年前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正在逐步绘成巨大的中国科创蓝图。
从书架到货架，从纸面到台面
45年前，深圳全市只有两名科技人员，一名是拖拉机维修工，另一名是兽医。
而且在1987年以前，科学家是属于单位的，技术是属于国家的。科研人员私自出来搞技术赚钱，轻则“不务正业”，重则“投机倒把”。
直到18号文件在深圳诞生，这座年轻的城市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全国率先承认了“技术入股”的合法性。它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告诉所有人：
你脑子里的智慧，可以变成公司的股份，更可以变成真金白银。
这几天，在广州举办的2025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科交会”）上，集结了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上交、中大、华工、暨大、华师等全国600余所知名高校。
重点不是这600所高校的名字，而是他们带来的3300多项“黑科技”成果，包含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沿成果。
在这里，这些科研人员的智慧从书柜进入了货柜，从纸面走向了台面。那些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奋斗的成果，在这一刻有了不仅有了明码标价的价格，更有了造福社会的无形价值。
技术是冰冷的，热的是人。在2025年的科交会上，创新推出了 “高校成果超市”，堪称“技术要素参与分配”原则的现代升级版。在这个“超市”里，一边是高校的专利和成果如同商品一样陈列，明码标价；一边是来自广州深圳等地的企业家们，纷纷对着二维码扫码了解详情。
这种 "有价值的科研获得合理回报" 的健康生态，无疑让科研人员既能仰望星空追求真理，又能脚踏实地收获成果。
不过，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平台”的上线。
小圳子在现场体验了这个勘称“技术界淘宝”的系统，我们只要输入“我需要一种耐高温的无人机机翼材料”，利用大模型算法，系统瞬间就能在平台上的300多万件专利数据重，匹配出哪几所大学有相关专利，甚至能分析出哪位教授的研究最契合。
这标志着，技术交易从“农贸市场摆摊”时代，进入了“算法匹配”时代。我们可以更有效率地将高校沉睡在专利库里的“存量成果”，转化为推动低空经济、AI、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的“增量动力”。
另外，科交会上推出了“先使用后付费”的试点模式，解决了以前企业找技术靠“跑关系”、靠“碰运气”，大大降低了企业尝试新技术的门槛和风险，构建了一种风险共担的创新协作新生态。
毕竟对于一家初创公司，掏几十万买一个未经市场验证的专利，可能意味着破产风险。现在你可以先拿去用，做出了产品，赚了钱，再付专利费；或者干脆把专利费变成你公司的股份，从而大大降低创新的门槛，让技术和资本结成命运共同体。
企业的痛点，科研的起点
众所周知，广东是中国的制造业第一大省，也是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方。
而且，这里也是善于创造将想法变为现实的平台，尤其是在广州与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链和最饥渴的市场需求，我们无疑更擅长“1到100”的工程化和商业化。
相比之下，北京拥有清华、北大等最密集的顶尖科研资源，西安、哈尔滨拥有国防军工的深厚积淀，他们更擅长于做0到1的基础研究。
在科交会上，当看到600多家高校带着众多专利与成果来到大湾区，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中国科技资源的跨区域再配置。
科研需要市场 "输血"，市场更需要科研 "造血"。我们欣喜的是，中国高校的科研产出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真正把科研结果变成产品和商品成果转化率，却一直偏低。
当我们纠结于科技创新，到底是来自于市场，还是来自于实验室的时候，本次科交会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改变未来高校成果转化格局的平台和联盟。
为此，教育部将首个“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设在了粤港澳大湾区，这个转化中心配套了“百亿基金”，通过“公共资助+股权投资”的模式，为高校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降低科研团队创业风险，旨在解决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
事实上，小圳子在实地参观完本届科交会后，也嗅到了本次大会传递出一个明显的风向标变化——
我们的科研导向，正在从过去为了发Paper的“论文导向”，转向为了解决企业实际痛点的“问题导向”。
更关键的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在换挡，急需高科技驱动。高校，是原始创新的源头。在科交会上，我也发现了学校和企业的关系，也正在从简单的“甲乙方”买卖关系，转向“并肩作战”的深度合伙关系。
例如在深圳，腾讯华为比亚迪等企业，已经更多地参与到研发的早期阶段，例如南科大、深大、深技大、深职大等，都有专门的企业班。
总而言之，企业的痛点，正在成为中国科研的起点。这种观念的转变，或许比技术本身更重要。
这一场必然的“双向奔赴”，正是大湾区在“新质生产力”前夜的一次关键突围。
历史的巧合，总是意味深长——
1987年，深圳用政策打破了体制的围墙，释放了个体的创造力，造就了华为中兴腾讯等一代传奇，让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科技之都，创新之城。
2025年，以科交会为标志，国家正在试图打破产学的围墙，释放系统的创造力。
此时此刻，科交会喧嚣散去。但在云端，那个永不落幕的交易平台数据还在跳动，而在深圳的写字楼和工厂里，无数个关于“技术变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当创新的火种一旦点燃，便能照亮整个创新生态的演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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