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养心殿的尘灰还没拍干，工人的手套里捻出一只螺钿漆盒，盒身泛冷光，打开却不是玉玺兵符，是一叠女子小像，背面蝇头小楷写着籍贯生辰与“足寸三寸二分”，像是刻度尺一样冷酷，现场不敢声张，去年《履绥册》解密后，学界喧闹起来，正史里的“励精图治”，忽然被一册“猎艳档案”刺破了皮面。
起初他登基时像雍正的影子一样勤快，龙案上摆着《乾隆朝平定准噶尔方略》，当时太平军突然汹涌，二十岁的皇帝半夜批折手指发抖，太医院把鹿血掺进参汤，想按住颤意，却只按住一会儿，随后他发现酒与美色更能让心安静，便在给肃顺的密谕里写下“还不如及时行乐”，逻辑一歪，路就滑向坡底。
1860年，额尔金的秘书奥古斯特·莱特在日记里写到圆明园的紫檀匣，匣中是“四春”的体检记录，脚踝尺寸精密到分，匣底压着朱批，“汉女柳腰软足，比旗装强多了”，那时有太监跪着报江南军情，他却在给海棠春画眉，顺手用画眉笔批“知道了”，墨迹像水渍一样浸透了八百里加急，公事与私欲，被一笔含糊地搅在一起。
后来他逃到承德，御医每日配“固本丸”，海狗肾与鹿茸粉用高粱酒送服，药材不够时太监磕头求药说昨夜连召三位嫔妃都虚脱了，这些记载比野史更残忍，因为皇帝把自己当药罐子榨，同时升平署档案露出另一面，朱莲芬得特许骑马直入九龙池，陆御史吃醋上奏，他在奏折上讥“我哪里会和狗争抢”，戏衣箱夹出的纸条写“莲芬嗓音比昨日更加沙哑了，应该喝雪蛤汤”，关心嗓子比关心军报还细致。
圆明园总管文丰想出“灯下选”，天一黑宫女举琉璃灯排成线，他隔纱窗看影子挑人，被选者领“春符”，再换金纽扣缀的绡金寝衣，之后慈禧沿用流程，把春符换成玉牌，官方记载则以干净词抹平边角，《清实录》写他死于虚痨，御医孔毓麟的曾孙却拿出祖传脉案称临终前仍用“洋人提神药水”，送葬队伍绕开镂月开云殿，生前沉溺，死后要体面，登基那年黄河决口，驾崩时英法联军刚焚了圆明园。
如果把他的选择摊开算账，会发现他把时间与权力感兑换成短促的镇痛剂，把公众形象的金箔拿去贴纱窗后的影子，春符与玉牌是制度化的通行证，也是欲望的硬通货，固本丸是对身体的超额透支，洋人药水是进口的精神救急，龙案上的方略像长线投资，纱窗下的挑选像即时现金流，他习惯用后者去抵消前者，于是危机管理变成情绪管理。
在名利场里这种置换并不罕见，不过当它发生在最高位时，就像把皇朝的KPI转移到情感消费，权力的信用被抵押给私人的愉悦，结果是政务的制度化被娱乐的流程化取代，灯下选是一套标准化动作，从琉璃灯到寝衣都是工序，这套工序与军机处的严密形成讽刺镜像，公众只在《清实录》的净化叙述里看见体面的死因，形象被打磨得像玉，实物却是一地碎瓷。
作品与人生的互文更露骨，他咳嗽吐血时画《骏马图》，落款写“且乐道人”，看起来潇洒，实则是在给自己出具免责条款，他在诗里说忙时也要找乐趣，像企业在季度亏损里还要报喜，然而亏损不会因为报喜而消失，它会以更硬的形式回到账面，当时他在紫禁城里说自己像困兽，红墙压得人喘不过气，圆明园的水榭像临时避难所。
回到那只漆盒的黑光，或者站在咸福宫前抬头看，屋檐比养心殿矮半尺，梁上的彩画简单得像被剪去一半的花纹，因此他总往圆明园跑，不是园子多华丽，而是红墙让人呼吸不顺，史料里自白“朕在宫墙之内好似困兽”，这句困兽，为他的荒淫与绝望提供了同一个注脚，究竟是用荒淫对抗现实，还是被现实逼到荒淫，答案已经和那片废墟一起沉到淤泥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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