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一艘载着特赦日本战犯的轮船离开中国港口，甲板上，老人对着日记痛哭流梯：那晚在宜昌，我们锯断了一个中国硬汉的腿，没打麻药，他连哼都没哼一声。
1956年6月，天津塘沽港的风挺大。
一艘轮船正准备起锚，甲板上站着个叫鹿田正夫的日本老头，哭得那叫一个稀里哗啦。
他包袱里塞着本日记，有页纸皱皱巴巴的，全是陈年泪痕。
这老头哭的不是战败，是吓的。
哪怕过了十几年，他只要一闭眼，就能看见那个在宜昌被活活肢解的中国军官。
这种恐惧，不是怕死，是怕遇见鬼神。
把时间条拉回到1944年8月。
那时候，仗打得那叫一个惨，整个抗战都到了拼刺刀的阶段。
宜昌这地方，卡在长江的嗓子眼上，中日两边都在这儿死磕。
对于日军第39师团来说，这骨头太硬，崩了好几颗牙都啃不下来。
为了破局，这帮孙子彻底不要脸了，违反国际公约，开始搞大规模生化战，代号叫“毁灭”。
这人是个中国军官，衣服烂得跟拖把布似的，下半截身子泡在黑水里，那眼神，跟鹰一样，死死盯着日本人。
小鬼子刚想把他拖上来，旁边有人看了一眼他的腿，直接吓得嗷一嗓子：“是病菌！”
大伙凑过去一瞧，好家伙，这哪是腿啊，整个右小腿肿得跟烂木头桩子一样，紫黑紫黑的，皮肉都翻出来了。
懂行的鹿田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炭疽杆菌，前几天那200枚毒气弹造的孽。
这玩意儿感染了，疼起来跟凌迟没区别，可这哥们儿硬是在水沟里趴了一整天，一声没吭，还掩护战友撤退了。
鹿田正夫这人鬼得很，觉得这军官是个大鱼，没舍得杀，直接带回营地审讯。
一开始，这军官嘴比铁还硬，就说自己是第75军第6师的一个连长，别的字儿都不多吐一个。
鹿田就开始玩套路，先是用刑，没用；然后就开始糖衣炮弹，许诺让他当“皇协军营长”，一个月给3000块大洋，还给配日本娘们儿。
这待遇，在那时候那就是天价，相当于现在的千万年薪加海景房。
有意思的事儿来了。
对于日军端上来的酒肉，这连长是一点不客气，抓起来就吃，端起来就喝，跟在自个儿家一样。
鹿田一看有戏，赶紧凑过去问布防图。
结果这连长把酒杯一摔，拿眼角夹着他，冷冷地甩出一句：“我是抗日的中国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这代价太惨了。
这一下把日本人给惹毛了，软的不行来硬的。
这时候，那个叫近藤的军医来了。
这货根本就不是医生，就是个披着白大褂的屠夫，属于细菌战部队的。
他看见这连长的烂腿，眼珠子都亮了，跟看见啥宝贝似的，非要拿活人做实验。
在联队那个阴森森的手术室里，十几个日本实习医生围了一圈，准备看“教学演示”。
近藤切了块腐肉在显微镜下看了看，兴奋得直哆嗦，然后下达了一个让正常人听了都发疯的命令：截肢，不打麻药。
鹿田正夫在旁边看着都觉得腿肚子转筋。
近藤拿酒精往那把粗糙的钢锯上一喷，二话不说，直接就往连长的腿骨上拉。
咱们平时手被纸划个口子都疼半天，这可是拿锯子生锯骨头啊，还没有麻药！
那种疼，直接顺着神经往脑仁里钻。
连长疼得全身肌肉都在抽抽，汗水混着血水，把手术台都给洗了。
但他愣是咬碎了牙都没求饶，直到疼晕过去前，那双充血的眼睛还死死瞪着鹿田。
那眼神分明在说：你可以锯断我的腿，但你永远锯不断中国军人的脊梁。
这十几分钟的“手术”，把鹿田正夫看得一身冷汗。
但这还没完，噩梦才刚刚开始。
腿锯下来了，人还在昏迷，近藤这变态还没玩够。
他一边吹嘘毒气弹弄死了几万中国人，一边又举起了手术刀。
这次是活体解剖。
就在这个奄奄一息的连长身上，从皮肤到肌肉，再到内脏，一层层划开，一边划一边给学生讲解病菌是怎么扩散的。
手术室里，这帮畜生甚至还因为发现了“新现象”在那儿欢呼。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这场屠杀终于结束了。
那个连长断气了。
但他死的时候，眼睛瞪得溜圆，直勾勾盯着天花板，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
鹿田正夫走出手术室的时候，腿软得差点跪地上。
他本来以为自己杀人如麻早就麻木了，但这个中国连长在极刑面前表现出的那种意志力，直接把他的心理防线给轰塌了。
他在日记里写，这根本不是普通人，这个民族骨子里有一种可怕的力量，什么先进武器、什么酷刑，在这股力量面前都是渣渣。
这不是肉体的较量，这是灵魂的碾压。
这段事儿被埋了十几年，直到1956年鹿田正夫回国前才敢说出来。
那个连长的名字，没人知道，也没地方查了。
像他这样的无名英雄，在抗战里不知道有多少。
但就是这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用血肉把侵略者给挡住了。
那位连长虽然身体被切碎了，但他那句“我是抗日的中国人”，哪怕过了八十年，听着还是让人震憾。
1956年那个夏天，鹿田正夫带着那本满是罪恶和恐惧的日记滚回了日本，直到死，他都没敢再踏上中国一步。
参考资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