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军部“后乐堂”前，赵观涛特意摆下一场“审问”的大场面。他站在台阶上，一身戎装透着志得意满，身边四五名卫兵端着枪护着，气场十足。而阶下的方志敏虽然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畏惧。
这场所谓的“审问”没说上几句话就草草收了场。实际上，赵观涛心思本就不在问案上。他急着喊人端来相机，仓皇之间拍下这“胜利者与阶下囚”的画面，随后一口气添印了二百多张，往各处送。
这些照片有的寄给同僚炫耀，有的捎回浙江嵊县老家，让兄弟赵雪珍拿着在乡里张扬，甚至还挂到了老家珏芝小学的办公室里，仿佛这抓捕革命志士的行径，是什么能光宗耀祖的“大功绩”。他满心以为这张照片能定格自己军旅生涯的巅峰，却没料到，这恰恰成为了他的历史罪责的证据。
精致的投机者
赵观涛1892年生在嵊县剡北珏芝村，后来搬到了甘霖。他早年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浙军里摸爬滚打，从排长、连长，慢慢混到营长、团长。然而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人的权势越涨，心就越黑。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赵观涛急着跳出来向蒋介石“表忠心”，他带着人冲击国民党嵊县左派县党部，亲手残杀了张本芝、华伦初这些革命志士，后来还罗织罪名，把已经收编进国民革命军的民变武装首领王良运和他的28名部属诱杀殆尽。
正是因为这份投名状，从1928年起，赵观涛的官运更是“亨通”，他先后当上国民革命军第六师的旅长、师长。到1933年，直接升任第八军军长，还兼着赣东“剿匪”总指挥。
第二年赵观涛又坐上了赣浙闽皖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的位置，授陆军中将衔，手里攥着四省的“剿共”部队，专门盯着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也成了蒋介石反革命“围剿”的急先锋。
为祸一方
赵观涛自己在外面当大官，他也没忘了给老家的兄弟“撑腰”。他的弟弟赵雪珍靠着他的军权，在嵊县当地成了无人敢惹的恶霸，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就连那张审问方志敏的照片，赵观涛都特意寄回老家，让赵雪珍拿着在乡亲面前摆威风，挂在学校里“长脸面”。赵观涛把军权和乡绅恶势力缠在一起，把嵊县的老百姓坑得苦不堪言。
1935年初，赵观涛亲自挂帅，调动数万大军，在白沙关、九都、暖水、陇首这些赣浙边界的要地，织起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死咬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不放。后来因为叛徒告密，方志敏在怀玉山不幸被捕，赵观涛得知消息后，高兴得近乎癫狂。
荒唐的示众大会
为了向老蒋邀功，赵观涛立刻在上饶办起“庆祝大会”，他又是请人演了两天戏，又是放烟花焰火，那些炸开的烟火里，居然还飘着“赵总指挥大功告成”的字样，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立了功”。
在大会上，戴着镣铐的方志敏被押上台“示众”，可他依旧昂首挺立，一身正气逼得人不敢直视。台下的老百姓看着心里又沉又痛，不少人偷偷抹眼泪，等敌军官扯着嗓子喊反共口号时，台下没有一个人应声。
想着通过会议展露风头的赵观涛气得脸色铁青，可方志敏心里却满是欣慰，他知道老百姓的心始终向着革命。而赵观涛这场自导自演的庆功会，最后只能草草收场。
不甘心的赵观涛，又琢磨着去方志敏的家乡弋阳再办一场“示众大会”，想彻底打压革命群众的士气。他亲自带着十多卡车的卫兵，押着方志敏的囚车往弋阳赶。可车子还没停稳，就看见数千名弋阳百姓，手里攥着锄头、扁担、木棍、柴刀，朝着汽车站的方向涌过来。
形势如此激烈，赵观涛吓得魂都飞走了，哪里还敢办什么大会，急忙喊着“快开车”，硬逼着汽车冲过弋阳县城，一路往南昌逃去。
到了南昌，赵观涛还不死心，又组织了一场“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可他万万没料到，这会场竟成了方志敏宣传革命的讲台。
方志敏站在台上，镇定自若地对着台下的群众高声喊道：“同胞们！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贪官污吏剥削统治，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方志敏的每一句话都像惊雷，砸在在场每个人的心上。赵观涛慌了神，生怕更多人被唤醒，急得跳脚大喊：“快！快把他拉下去！”
任凭赵观涛怎么威逼利诱，方志敏始终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在狱里，敌人给的写投降材料的纸和笔，全被他用来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这些传世之作。
方志敏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竟写了12篇遗稿，合计13.6万字。这些用生命写就的文字，成了后世永远珍视的精神财富。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被秘密杀害，可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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