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东京手术台上的惨叫：那个出卖恩师的上将，终究没逃过“五年必死”的毒誓
一九五四年6月29日，日本东京的一家医院里，传出了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
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中年胖子，哪怕打了麻药，身体还在剧烈抽搐，那模样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生生撕裂了一样。
当时的主刀医生看着满视野止不住的血，手都在抖，最后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据现场的护士后来回忆，这个人走的时候极不安详，甚至可以说是活活疼死的。
但这事儿最邪门的地方不在于病痛，在于时间。
这一天，距离他在台北把恩师送上刑场，仅仅过去了四年零十天。
有些账，阎王爷算得比谁都准，说是五年内收人，绝不拖到第六年。
此时此刻，那个在手术台上逐渐凉透的尸体，就是曾经统领四十万大军、号称国民党“中原王”的陆军上将——汤恩伯。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拉一点，拉到1949年的那个冬天。
那时候国民党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老蒋虽然下野回了奉化老家，但手里那点兵权抓得比命还紧。
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陈仪，也就是后来被汤恩伯害死的那位，看着这一烂摊子，心里明镜似的。
他不想让浙江的老百姓再给老蒋家陪葬，琢磨着要把浙江完整地交出去，走起义这条路。
但这事儿光有心不行，得有枪杆子。
陈仪手里没兵，他唯一的指望，就是当时手握京沪杭警备大权的汤恩伯。
在陈仪看来，这事儿稳赚不赔。
为啥？
因为他和汤恩伯的关系太铁了，说是义父义子都轻了，简直就是再生父母。
很多人不知道，汤恩伯年轻时候叫汤克勤，就是个在乡下惹是生非的混混，甚至拿刀要捅私塾先生。
后来想去日本镀金，结果把盘缠挥霍一空，落魄到在杭州街头差点要饭。
就在这小子走投无路的时候，陈仪看中了他。
那时候陈仪是浙军第一师师长，觉得这小伙子长得壮实，眼神也狠，是个当兵的料。
二话没说，陈仪自掏腰包，每个月给他五十块大洋当学费。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两块大洋就够一家人吃顿好的，五十块大洋，那是巨款。
汤克勤当时感动得眼泪鼻涕一把抓，当场跪下认爹，还把名字改成了“汤恩伯”，意思是对陈仪的恩情铭记在心。
后来他也确实争气，靠着陈仪的铺路，一路坐火箭升到了蒋介石的嫡系核心圈。
所以当1949年，陈仪写下那封劝义子起义的亲笔信时，他压根没想过会被出卖。
他甚至为了保护这个“儿子”，特意让外甥带话，把起义后的退路都给汤恩伯安排得明明白白。
可惜啊，名字改得再好听，骨子里的狼性是改不掉的。
收到信的汤恩伯，这时候正在上海的司令部里吓得发抖。
他不是不想找后路，他是怕死。
当时他身边早就被蒋介石安插了眼线，特务头子毛森的枪口就顶在他后腰上。
在保命和报恩之间，汤恩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他反手就把恩师给卖了，把那封亲笔信连同整个起义计划，原封不动地交给了蒋介石。
为了把自己摘干净，这小子还特意向蒋经国献计，搞了个诱捕方案。
此时的陈仪还在杭州傻等消息呢。
汤恩伯派人传话，说上海很安全，请义父来商量大事。
陈仪身边的幕僚都看出这是个坑，死活拦着不让去。
但陈仪摆摆手，说了一句后来让人听了想哭的话，他说恩伯是自己看着长大的，绝对不会害他。
1949年2月21日，陈仪坐火车到了上海。
汤恩伯还假惺惺地去接站，结果陈仪刚进公馆，特务就冲进来了。
这位曾经的封疆大吏直到被戴上手铐，还在喊要见汤恩伯。
特务毛森冷笑着告诉他，抓人的命令，就是汤总司令亲自下的。
那一瞬间，老人的心彻底死了。
到了1950年6月18日，台北马场町刑场。
在行刑那一刻，陈仪昂着头，对着行刑队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诅咒，他说那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也多活不过五年。
枪声一响，一代豪杰就这么没了。
这一枪打在陈仪身上，却把汤恩伯的魂给打没了。
那你可能要问了，卖主求荣的汤恩伯，后来日子过得咋样？
只能说，生不如死。
老蒋虽然利用他抓了陈仪，但打心底里瞧不起这种卖父求荣的小人。
到了台湾后，汤恩伯迅速失宠，以前的同僚躲着他，部下在背后戳脊梁骨，连家里亲戚都嫌他丢人。
这种心理压力下，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
短短几年，那个壮得像牛一样的“中原王”，就得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和肿瘤。
1954年，他申请去日本治病。
老蒋准了，但这更像是一张单程票。
在那场失败的手术中，汤恩伯在剧痛和大出血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算算时间，距离陈仪被枪决，刚好四年零十天。
那句“多活不过五年”的诅咒，精准得让人头皮发麻。
陈仪想救民于水火，虽然死了，但现在大家都敬他是条汉子；汤恩伯想用义父的血染红顶戴，结果官丢了，命没了，还把名字钉在了耻辱柱上。
1954年6月29日，随着手术室里最后一声惨叫平息，五十五岁的汤恩伯彻底凉透了。
护士清理遗体时发现，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将军，临死前把嘴唇都咬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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