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31日，台北士林官邸灯火通明，蒋介石八十寿宴已近尾声。礼宾间隙，一身深色中山装的陈立夫踱到窗前，略带沙哑地笑了笑。这是他被逐离台湾十七年后，首次以“座上宾”的身份长时间出现，许多人都在暗暗揣测：要是陈诚还在，这一幕大概根本不会发生。
时针拨回到1925年夏天，26岁的陈立夫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归来，被蒋介石收入幕府，充当机要秘书。黄埔人脉、三青团网络、奖励青年入党计划……一个个文件落款都是“立夫手拟”。靠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迅速获得核心成员信任。彼时的蒋介石正忙于整军，陈立夫为他打理党务，一度被称作“国民党里最听得懂校长眼神的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机构动荡不安。1938年2月，陈立夫接过教育部长印信，奔走于陪都和西南各省。这里的大学被称为“流亡书院”，电灯昏暗、屋顶漏雨。陈立夫劝学生“先念书，后从戎”，又发出“保师资、保图书”指令，使得遭战火冲击的高教系统勉强维系。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是自己“唯一能写进简历而不脸红的政绩”。
1949年春末，南京易手。陈立夫随蒋介石飞抵台北，却撞上与省主席陈诚的多年积怨。岛上财政捉襟见肘，军队重新编练，内斗显然最不合时宜。蒋介石对陈立夫说了半句“不如外放”，话未说完，陈立夫已经领会，主动提出：“党政军皆有人负责任，立夫愿自请停职。”蒋介石沉默良久，终究在1950年8月3日晚签下一纸命令：24小时内离台。
第二天清晨，陈立夫带着妻子与四个孩子乘军机离开松山机场，飞往香港转道欧洲。抵瑞士短暂停留后，他最终选择美国。华盛顿的老友帮忙弄来一份小报社编辑的差事，但薪水微薄。他听从同乡建议，卖掉报社股份，在新泽西州租下30英亩土地开养鸡场。1953年，他东拼西凑借来两万多美元，搭起三排鸡舍。为了节省人工，他与妻子凌晨四点起身喂料，深夜十点还在洗蛋。有人路过看见，一时竟认不出这位昔日国民党高官。
养鸡最盛时库存六千多只，但好景不长。美国州际公路网完善后，大批廉价鸡蛋涌入市场。合伙人撤资，保险公司调低赔付。1957年初冬，陈立夫因参加侨团会议离家三日，鸡舍突发大火，损失近乎全部积蓄。面对焦黑的棚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在废墟上拾起烧焦的账本。有人回忆，他那晚坐在院子里抽了整整两包烟。
蒋介石得讯后，悄悄托人汇去美元，并三度劝他回台担任“驻外大使”或“海外联络”职务。陈立夫回电只有八个字：“此身已老，政事无心”。失意之下，他被普林斯顿大学聘去整理中医古籍，干了两年因视力疲劳辞职。迷茫之际，他发现周边华人对家乡味道念念不忘，便筹款在纽约唐人街开设食品作坊，月饼、辣椒酱、松花蛋销路甚旺，算是重新站稳脚跟。
1961年父亲病逝，陈立夫携长子回台奔丧。蒋介石安排专机接送，却多次挽留未果。陈诚当时身患肝病，仍在幕僚会上拐弯抹角指陈立夫“旧部遍布”，气氛尴尬。1965年3月5日，陈诚病逝，岛内局势陡然松动。两年后蒋介石寿宴，陈立夫才终于“光明正大”滞留台北。宴会间，蒋介石轻声对他说：“这次回来，就别走了。”陈立夫迟疑片刻，“如果只是文化事务，倒也无妨。”于是，他以“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名义再次进入公众视线，却再未染指实权部门。
有意思的是，岛内不少人以为陈立夫会借机清算旧账，可他却转向两岸问题。1972年起，他通过友人向香港及东南亚侨界递话：盼望北京高层访台，或至少开启技术性对话。正值大陆内部经历巨变，回音石沉大海。即便如此，陈立夫仍四处演讲，反复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1988年，他提出“两岸以文化为纽带，先经贸后政治”，台湾舆论评价颇为正面，《人民日报》也刊文介绍其观点。
1992年春天，《人民日报》记者在台北访问陈立夫。记者问：“若果真需要，您愿意踏上大陆吗？”陈立夫放慢语速，只说了一句：“人民需要，我就过去。”说完，他把话题岔开，让秘书递来一摞家乡照。那些照片是儿子在浙江武义拍的，山路、老屋、祠堂，无一不被他看得仔细。他指着其中一张斑驳门楼说：“母亲总在这里等我放学，现在只剩两棵香樟。”
2001年2月8日，陈立夫在台北病逝，享年102岁。回顾半生，从辅佐蒋介石到被逐离台，再到陈诚身故后被请回，他的命运起落几乎与国民党战后历史同步。那纸“24小时走人”命令虽被后来者称为“误判”，但时代洪流早已不容任何个人按下暂停键。陈立夫晚年常以一句古诗自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曲折里带着释然，也映出一个政治老人的复杂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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