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她就是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
按理说，不管是“起义将领长女”的身份，还是靠她自己的记者工作，傅冬菊的生活不管怎么样都应该还算富足的吧。可她的晚年，却过得十分清贫。这是怎么回事呢？
1924年冬季，傅冬菊出生在山西太原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傅作义当时还只是阎锡山麾下的一名营长，母亲张金强是位温婉坚韧的女性。
傅作义给女儿取名“冬菊”，寓意着希望她能像寒冬里的菊花，既有着清丽的容颜，更具备耐寒傲雪的品格。从小在军营氛围中长大的傅冬菊，长相随母亲，眉清目秀的，性格却随了父亲，沉稳果断，小小年纪就很有自己的主见。
抗战爆发之后，傅作义驻守绥远前线抗击日军，傅冬菊跟着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
别看傅作义后来官至高位，却是出了名的“布衣将军”，两袖清风，从不中饱私囊。到了重庆后，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清贫，只能寄居在一座寺庙里。
作为长女，傅冬菊早早扛起了家庭重担。她从不向父亲伸手要钱，课余时间就给报社写稿赚稿费补贴家用，周末还带着弟弟妹妹上山打柴挖野菜，衣服破了就自己缝补。
艰苦的生活没有磨掉她的棱角，反而让她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也接触到了抗日救亡的进步思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逐渐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
1941年，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加入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进步组织“号角社”。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女，却都有着共同的理想：拯救民族危亡。在“号角社”里，傅冬菊积极教学校里的工友学文化，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由于她的家庭身份特殊，傅冬菊能接触到不少国民党的内部信息，于是主动将了解到的机密情报、重要文件悄悄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这些信息最终还传到了周总理手中，为中共同国民党的斗争提供了重要帮助。
周总理接见她时，得知她是傅作义的女儿，赞许地称她“爱国进步”，还叮嘱他们这些年轻人“学好学业，将来国家建设还要靠你们”。这句话，成了傅冬菊此后人生的重要指引。
1942年，傅冬菊高中毕业，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大，攻读英语专业。当时的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南迁组建的，汇聚了全国的学界精英，更是民主进步力量的聚集地。
统治云南的龙云相对开明，给了进步租子一定的活动空间。在这里，傅冬菊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思想，积极参加各类学生运动，还被党的地下组织吸收为“据点”成员。
1945年12月，她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与共产党员额家畜越来越多，革命信念也越来越坚定。次年，她从西南联大毕业，应聘到天津《大公报》做编辑，负责“时代青年”和“妇女”副刊。
当时的记者编辑是十分时髦的职业，身为将门千金的傅冬菊风度翩翩，自然吸引了不少阔少的追求。
但她厌恶这种无聊的应酬，特意选择了副刊编辑的岗位，减少抛头露面的机会，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在她的编辑下，《大公报》副刊经常刊登一些敢于针砭时弊的进步文章。
远在北平的傅作义察觉到女儿的思想倾向，担心她的安全，特意托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深造。
但傅冬菊却坚定地对父亲说：“现在国内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留在这儿能为国家做更多事。”
最终，她说服了父亲，留在了天津继续从事进步工作。
随着国内局势日益紧张，傅作义的部队也多次和解放军发生冲突。1946年秋，傅作义为阎锡山部解围，先后攻占集宁、丰镇等地，还公开致电中共中央，要求解放军放下武器。
傅作义得知后十分不满，特意请假乘火车赶到张家口，与父亲彻夜争辩，劝说他不要再继续打内战。这场争辩虽然没有立刻改变傅作义的态度，却在他心里埋下了和平的种子。
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在天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多年后，她在回忆中提到：“父亲一直不知道我入党的事，全国解放后他从别人口中听说了，但始终没有当面问过我。”
这种微妙的父女关系，为后来的北平和平谈判埋下了伏笔。
1947年12月，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驻守北平。虽然身处国民党阵营，但傅作义内心很渴望国家和平建设，经常悄悄阅读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还用红蓝铅笔画了不少标记。傅冬菊每次去看望父亲，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与矛盾。
1948年秋，辽沈战役结束后，平津战役一触即发。北平作为千年古都，一旦开战，百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和无数文物古迹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中共中央和聂荣臻元帅早就开始筹划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直接负责这项任务的是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刘仁认为，要争取傅作义，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他的亲信和亲属直接沟通，而傅冬菊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11月，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尽快把傅冬菊调到傅作义身边工作，随时掌握他的思想动态和部队情况。
佘涤清找到傅冬菊，向她传达了党组织的决定：“现在解放战争进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你能促成他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
傅冬菊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立刻前往北平，住进了父亲的寓所。来到傅作义身边后，傅冬菊开始了特殊的“潜伏”工作。她既要照顾父亲的生活，又要悄悄传递情报，劝说父亲走向和平。
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共与傅作义之间的沟通桥梁终于被搭建起来。那段时间，她成了父亲的“贴心人”和“情报员”。她每天都会仔细观察父亲的情绪变化，随后仔细报告给组织。
对于父亲担心的“被当作投降处理”“部队安置”等问题，傅冬菊会提前向党组织请示，再用父亲能接受的方式耐心解释，把“起义”拆成“保存北平”“保护文物”“安置部属”3个具体议题，一步步打消他的顾虑。
傅冬菊传递的情报，对解放军制定作战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她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军统妄图杀了她，甚至还制定了代号“除菊”的制裁计划。
幸好中共地下电台提前截获了消息，将傅冬菊藏进北平同仁医院的地下室，由两名护士化装成“患伤寒的女学生”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只用29个小时就攻克了防御工事比北平更为坚固的天津。天津的解放给傅作义巨大的震撼，也让他彻底认清了战局。在傅冬菊和刘厚同、邓宝珊等人的反复劝说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接受和平改编。
1月21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国民党军华北总部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31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从西直门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冬菊没有居功自傲，而是选择隐姓埋名，化名“傅冬”，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工作。
1949年8月，她加入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跟随部队从湖南徒步走到昆明，参与剿匪工作，还参与了《云南日报》的创办。那段日子里，她克服了晕车、水土不服等诸多困难，白天跟着部队采访，晚上趴在油灯下写稿，展现出了坚强的革命毅力。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陈赓将军原本想带傅冬菊去朝鲜战场做翻译，但中组部的帅孟奇见她身体不太好，便将她调到《人民日报》社，让她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在《人民日报》，傅冬菊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任职，她工作勤恳，低调务实，从不提及自己的特殊经历和功劳。
同事们只知道她编辑水平高，写稿认真，却没人知道她就是傅作义的女儿，更不知道她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文革”期间，傅冬菊也受到了冲击，就连她的入党经历都被怀疑是编造的。面对不公，傅冬菊没有消沉，而是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如实反映情况。最终，在党组织的调查核实下，她的党籍问题得以澄清，恢复了正常工作。
1982年，傅冬菊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
在香港的12年里，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各种渠道联络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为促进两岸交流沟通默默奉献。
1995年，傅冬菊从《人民日报》社离休，离休待遇被确定为行政13级。退休后的傅冬菊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她住在北京西郊一处老旧单元楼里，房子20多年没有装修，水泥地面裂着缝。
虽然生活清贫，但傅冬菊却十分慷慨。1998年，她把自己积攒多年的离休金都捐给了希望工程，在山西运城老家的村里盖了一座“冬菊图书馆”。村里人想给她立碑纪念，她却坚决不同意，只让在门楣上刻了一句话：“书比碑更能长久。”
2007年7月2日，傅冬菊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她走得很平静，就像她一生所做的事一样，低调而坚定。
她没有留下什么贵重的遗产，只有一只旧皮箱、一屋子报纸和一座乡村图书馆，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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