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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跟盐商学会了吃

我们寿州孙家过去有不少人从事银行业,我本人过去也干银行,接触过不少银行家,发现他们大多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吃、会吃。

当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他们有得吃,他们是全中国最有钞票的一群人;同时也是由于他们生意上的需要。尤其那些私营银行老板,他们拉存款,要靠一些实力派支持,要跟同行竞争,还要找官方的靠山,在旧社会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请客吃饭。那时候,干银行的几乎每天每餐都要应酬,要极力把那些军阀、旧僚、老板、款爷灌得烂醉,才能拉到他们的存款。把这些老爷们服侍好了,有时一夜之间可增加几万、十几万存款;服侍不好,存入的款子也可能随时溜掉,所以干银行的嘴巴是闲不住的,因而"修"成了一套桌上的功夫,使得每个银行家几乎都成了美食家,这与现在的国营银行情况大有不同。

同是银行家,吃什么,怎么吃,吃的程度,又大不相同。这与地域特点有关系,与全国几大产盐区的盐商、盐官也大有关系。因为中国的几大菜系首先是盐商、盐官们"吃"出来的。山东、扬州、四川都是著名的产盐区;河南、安徽历来是私盐猖獗的地方;扬州则是两淮盐业的集散中心,所以财主特别多。过去大凡办盐的,没有不发财的。盐商、盐官发了财,有了钱,就要享受。两淮盐商的聚集地扬州城历来就是销金窟,那些涂金描绿的大花园、小花园,如何园、个园、小盘谷等等,都是盐商的家园。瘦西湖里的徐园过去就是纪念"徐老虎"徐宝山(盐枭)的。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我父亲孙多禔曾当过松江盐运副、扬由关监督,在天津时也曾在长芦盐运使的衙门里做事,一天到晚跟盐商打交道,对他们的花天酒地和"餐桌文化"深有体会。他们对付官府的武器除了"加耗报效"和"加价报效"之外,就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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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扬州何园

盐商们发了财,自然就成了银行家们追逐的对象,要拉他们的存款,拉他们入股,同时也学会了他们的"吃"。扬州、镇江、天津、河南、浙江、四川等地的银行家和钱庄老板,与盐商的关系几近鱼水,有的盐商和盐官后来自己也成了银行家、钱庄老板,或是银行的大股东。盐业银行老板张镇芳(张伯驹之父,袁世凯的表弟)原本就是大盐官,任天津长芦盐运使,发了财才办银行。金城银行上海行的经理吴蕴斋家是镇江大盐商,所以周作民拉他一起办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大股东刘锦藻、张颂贤除了经营丝业,办盐也是老手,都曾拥有十几万盐票。金城银行的两个最大的股东之一,安徽督军倪嗣冲,当年就是靠军队的力量贩运私盐发的财。大陆银行老板谈荔荪祖上也是大盐商,淮安人。过去有个写武侠小说的还珠楼主(真名叫李善基),他的老丈人孙仲山是大中银行老板,四川人,当初也是大盐商。金城银行南京分行经理王恩东,其父王章祜当过两淮盐运使……他们都是当地不得了的有钱人。甚至当过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和财政总长李思浩,都是从办盐务起家,在清末就是东三省的盐务官。所谓中国几大菜系,就是他们这些人吃出来的,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翻制新花样,日子久了就形成了风气,也形成了一个地方的菜谱。

俗话说"近朱者赤",银行家从盐商身上学会了吃的本领,并以之为武器对付客户和官场。一般北方的银行家喜欢山东菜和河南菜,特点是味重、色重。所谓北京菜实际上就是山东菜和河南菜;扬镇帮的爱吃淮扬菜,精细无比,味鲜色淡;洞庭帮的爱吃苏州菜,讲究酥、软、糯、甜;浙江籍的爱吃海鲜和腌制品;四川籍的自然喜欢辣子;钱庄出身的土一些,相对也节约一些;留洋回来的"海派"一些,手面也更阔绰一些……民国期间,尤其是北伐胜利到抗战爆发这段时间,银行业大发展,银行界的竞争日趋激烈,银行家的豪宴就更加升级,简直是日新月异,各类美味琼浆,令人眼花缭乱。所谓"食不厌精"、"天下财富,被他们吃尽穿绝",即是指此。这当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甚至是应当否定的事,但是作为一种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情物貌。

各家有各家的吃法

那时一般有"脸面"的银行家,家里总有个好厨子。一方面是自己需要,同时也是生意上的需要,因为有时家里有个好厨子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且有些事情是只能在家里说的,家里的气氛也比外面亲切些,在家里请客更便于拉关系。所以那时候银行家在家里请客是常事,不像现在,一说请客就是下馆子。

我曾有幸多次承蒙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冯耿光先生(冯六爷)不弃,到他家里吃饭,品尝他家厨子小丁的拿手好菜,那真是叫人终身难忘。就说他的虾片汤吧,就绝对与众不同。当一桌菜吃得差不多了,该上汤时,只见他端来一只大海碗,往桌子中间一放,碗底和碗壁上贴了薄薄一层用青岛对虾切成的虾片,然后在碗底撒上些葱丝、姜丝、香菜末、胡椒面,倒上少许白兰地,再端来一锅烧得嘟嘟滚的老母鸡汤,当着众人的面,"哗﹣-"地往碗里一浇,那虾片就满碗沸腾,不仅碗里的虾片都烫熟了,而且满屋子都弥漫了白兰地和虾片的混合香味,客人们轰然一阵叫好,桌上就十分热闹。还有他的焖烧鸡翅,酥而不烂,油而不腻,风味独特,也是他的招牌菜。他的菜,最拿手的有八样,如红烧竹笋、葱爆河鲫鱼、火腿干丝等等。人少用小盘,人多用大盘,一桌总是八样菜。虽说只有八样,都是家常菜,可吃了叫你忘不了,所以常有人向冯六爷借小丁去家里办酒席,有时还要排队挨号地等好多天,弄得冯六爷反而吃不上自家厨子的菜了。

有人说他家的菜有青楼气,这并不完全是贬义,因为会乐里确有好菜。有些人去会乐里就是奔着菜去的,并不是奔着人去的。如银行界扬镇帮的高级职员,常去汕头路静姝老六和惠然老九那儿打牌,就是为着吃她的菜。她家的菜无非是些油爆河虾、剁子肉(红烧五花肉丁和冬笋丁)、河鲫鱼肚子里塞肉之类,号称"苏州船菜",可是味道与人大异。况且冯六爷的太太陈绿云确是青楼出身,号为冯老三,小丁原在青楼烧饭,冯老三把他带来家中的。冯老三脱离青楼后,把她妹妹冯老四也解救了,嫁了体育界短跑全国冠军程金冠。程金冠靠体育那时不能养家,冯六爷托我代为谋事,我为之在银行里安排了职位,其实是拿干薪,仍叫他搞体育。

金城银行上海总行经理吴蕴斋,人称吴老板,江苏镇江人,留日学生,祖上是大盐商,家里历有吃的传统。他家每天下午8圈麻将,从下午2点开始,先由他太太陪朋友们打,他从银行回来后就接着上阵。到四五点钟时一定有一道点心招待,七八点钟留客"便饭"。那"便饭"可是值钱的手艺,是真正的淮扬菜。

提到淮扬菜,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扬州狮子头。其实同样是狮子头,外表看来差不多,但品质大有不同。一种狮子头,是用猪肉的边角杂料,上案板乱刀剁成肉泥,拌馅而成;另一种叫斩肉,是用上好的猪腿肉加上些许肥肉,先放入冰箱稍冻一会儿,便于切细,要把精肉、肥肉分别切成米粒大小的细丁,然后拌馅而成。这里除了用料上乘外,关键是不能用乱刀剁,一剁肥肉上的油水就流失了,肥肉成了烂泥,烧出的狮子头如死肉丸子,就没有弹性,而斩肉就大不相同,加之配料得当,咬开后香软可口,有弹性,不知不觉地已一客下肚,吃了还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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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还有一道叫绝的菜叫松子肉,是把五花肉切成一个大方块,把肉和皮分开,把肉切碎,用葱、姜、松子等调味品拌好,仍然堆成一方块,再把肉皮按原样贴在肉泥上,先在油锅里滚一下,再将肉皮朝天上笼清蒸,直到酥软为止。此肉端上盘来仍是一方块,因加入了松子,更加味美可口,肥而不腻。

另外还有风鸡、十香菜、酥鱼、肴肉等等。他家的肴蹄一做就是10个,因为他是好好先生,常有朋友向他家要,他就索性一次多做一些,做了准备人家来要的。每次10个当中常有我一个,因为我们在美味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见解。他家的点心一般都是汤包,那汤包也与众不同,里面没有肉馅的,咬开来全是汤,是用浓鸡汤冻或猪肉皮冻包成的,一上笼蒸肉冻就化了,所以里面是一包汤,名符其实的汤包。用筷子搛时还要会搛,不会搛就捅破了,因为皮子极薄,是用七成开的热水和的面,介于生面和烫面之间,所以皮子也很讲究。用这种汤包当点心大有道理,如果大肉大馅,客人们一下子就吃饱了,晚饭就吃不下了。

淮扬菜在上海还有一把好手,即美食家沈京似家的胖子小李,世称李厨。沈京似是淮城(淮安)人,晚清大户人家之后,是李鸿章家族的曾孙女婿,与我们孙家也是亲戚,我称他姐夫。他是李鸿章大哥李瀚章的曾孙女李仲明的丈夫。李仲明的母亲孙多晶是我的姑妈,生过5个女儿,与后来去台湾的画家孙多晶同名同姓同族,但不是一支。沈京似还与大陆银行的谈公远、农民银行的顾翊群是连襟。顾娶李家四小姐李家蓉,谈娶李家六小姐李家传。沈本人不是银行家,但与扬镇帮的银行家们个个烂熟,是银行家的争取对象。他对厨子的要求非常高,经常亲自下厨房指导,还和厨子一起分析、研究烹调艺术,如吕宋黄(上等鱼翅)要发到什么时候才算正好;炒虾仁是用活剥虾仁好还是用刚死了的虾剥出来的好;炒鳝鱼的火候如何掌握……小李也聪明好学,听任他的指挥。这主仆二人真是相辅相成。他本人精瘦,吃得并不多,但样样要考究,所以他家的蜜汁火方、蜜汁湘莲、熏鱼、火腿干丝、炒鳝丝等无人能比,尤其是炒鳝丝,又软又嫩,咸甜适中,香气袭人,堪称全国第一。解放前他几乎未正经做过什么工作,就是精于淮扬美食,是个终生美食家。解放后他工作了,也是因为他会吃,陈毅同志当上海市长的时候,请他到市政府最高级的餐厅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馆)的友谊餐厅当中餐部主任,让他把沈家的淮扬菜手艺传下来。

其实他家的手艺和菜谱早就传出来了。20世纪40年代成名的"莫家菜",50年代开办的"莫有财厨房",其实就是沈家的菜谱。莫家第一代厨师就是沈家胖子小李的学生,后来莫家人为工商巨子家庭烧饭,渐渐成名。沈家在抗战中渐渐衰落,胖子小李遂渐渐被人遗忘。然而这倒使沈家又诞生了一个名人,即沈京似的二儿子沈曾植(大儿子沈曾刚小名阿刚,后来去了美国,任美国奇异电器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曾是我主持的绿灯网球队的队员),抗战中奔赴苏北解放区,又奔赴延安参加抗战,成为三八式的老干部,在工作之余注意收集解放区的邮票、信封等邮品,解放后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长,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局长,工作之余仍集邮,成为我国集邮界的一大名家。小李在解放后已成老李了,陈毅同志调北京国家外交部工作后,也把他带到外交部为外交官烧饭,直到退休。

沈京似与我的堂兄弟孙锡三(中孚银行总经理)极熟,美食上气味相投。解放后他们都成了上海第二商业局的美食顾问,每逢厨师考级,总让他们去当评委。业内人传出消息说,只要沈京似一到场,他往桌边一坐,参考的人就很紧张,因为上海餐饮界"天下无人不识君",无人不知他那嘴巴厉害,再好的美食叫他品尝起来,总是能挑得出毛病。所以人家说他,人又干又瘦,嘴巴却又肥又滑,当然是说笑话而已。

改革开放后莫家菜进京表演,开展示会,又热闹过一阵。

曾经辉煌一时的河南菜、山东菜

当然,会吃的不仅仅是干银行的,官僚、军阀、商人中,都有"吃"的豪杰。袁世凯的第六个儿子"袁六"袁克桓(心武)曾亲口对我说过,他父亲极喜欢吃鸭子,一顿饭能吃一整只鸭子和两个馒头,而且每顿饭要有一个儿子陪他,边吃边教训。他家厨子都是河南厨子,烧鸭子有绝招,所以袁世凯的肚子越吃越大。

河南菜曾经很风光过,著名的馆子先有梁园,后有厚德福。我们家的餐桌也因河南师傅出了名,是一个姓韩的河南大师傅掌勺,人称韩厨,在河南很有名。他早年在北京一个王府里做饭,还出过皇差,王府败落了到我伯父孙亦蕉(江苏丰县县长)家掌勺,我伯父去世后来到我家。他规矩大得很,只为我父亲一个人做饭,别人谁来请也不做,而且只管烧菜,厨房里其他事都归二把刀和面案(专管面食)管,但是处理鸡鸭,那是一定要他亲自处理的,他有自己的办法,处理一只鸡只要五分钟,就把鸡多个部位的肉安排好了,有的是炒鸡丁的,有的是红焖、黄焖的,有的是炒鸡片的,剩下一个鸡骨头壳子,仍在汤锅里。所以他的宫爆鸡丁、红焖鸡、芙蓉鸡片,总是与众不同。过去三马路著名的河南菜馆子梁园曾来人向他讨教,一个个唤他爷爷。可惜"八·一三"打仗馆子梁园曾来人向他讨教,一个个唤他爷爷。可惜"八·一三"打仗时,他正在大世界一带闲逛,不幸被炸弹炸死了。

山东菜馆子过去有泰丰楼、会宾楼、悦宾楼,有名的菜如糟溜瓦块鱼、黄香管、爆双脆、烩鸭掌、烩鸭舌、鸭腰、炒虾仁、芙蓉鸡片、酱爆鸡丁、炸核桃腰、摊黄菜等等。所谓黄香管实际上是猪肚子头上的一段一寸长的小肠子,只要处理得好,炒来吃很脆,一般菜馆子都是扔掉的,山东厨师把它制成了美味。所谓摊黄菜,实际就是炒鸡蛋,不过是用鸡汤调拌成的鸡蛋糊炒出来的,色泽和口味就不一样了。这些菜用料简单,变废为宝,注重手艺,与穷地方的民风也有关系。

山东菜注重用葱、姜、蒜调味,风格与河南菜大致相同,味重、色亮、油大,与山东地方的风气也有关系。山东人过去全靠力气大、讲义气闯江湖,所以饮食有豪爽、侠义之风。过去上海英租界招巡(警察),每年专去山东招人,其他地方的都不要。现在我们看一些讽刺旧警察的滑稽戏,警察的口音全是山东口音,那不是艺术夸张,倒真是写实的。而法租界是去苏北招巡捕的,还用越南巡捕。山东菜与河南菜的菜谱有不少相同之处,但糖醋鱼是山东人首创。从前国际饭店二楼的丰泽园就是山东馆子,是我堂兄孙锡三动员他们从北京南下上海的。掌柜的老栾当家时,我常去吃饭,对他们的锅贴豆腐和用鸡蛋清和面制成的鸡面印象尤其深刻。他们的服务充满了人情味,一盘糖醋鱼吃完,盘子里剩有不少汤汁,他连忙拿去烩了一碗豆腐再端上来,叫人感激不尽。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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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曜东,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