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杜甫文学奖，颁给这座长河般的村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古典诗词|杜甫|梁鸿|诗歌

为大地立传，与杜甫同在

12月15日，2025年杜甫文学奖在河南巩义揭晓，梁鸿的非虚构作品《梁庄十年》获得散文与非虚构奖。

这场文学之夜的主题——“在大地之上”，道出了扎根现实的杜甫精神，也似乎在诉说：文学创作唯有立足大地、源于生活，才能拥有真正的生命力。

颁奖现场

《梁庄十年》授奖词：

作为“梁庄”系列的收官之作，梁鸿的《梁庄十年》超越了前作对乡村裂变的痛切揭示，转而进入一种更为沉静、绵长的生命观察。作者以深情而克制的笔触，持续追踪那些熟悉人物的命运流向，通过记录看似微小的、日常的、循环的生活细节，中国乡土社会内在的韧性、人伦的温度以及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生生不息的力量得以浮现。梁鸿不仅是在为一个村庄立传，更是在为飞速发展的时代，打捞并珍藏一份关于“人”的、饱满而可信的精神档案。作者以学者之思与赤子之心，将“梁庄”从一个地理坐标，淬炼为一个深刻的文化符号和情感共同体。它告诉我们，真正的非虚构力量，不仅在于忠实地记录苦难，更在于坚定地见证尊严、发现希望。鉴于此，特授予梁鸿作品《梁庄十年》杜甫文学奖散文和非虚构奖。

梁鸿：

首先非常开心能够在河南巩义得这样一个奖，非常意外，最意外和诚惶诚恐的是和杜甫先生有了一点关联。我想，什么是杜甫精神呢？可能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杜甫的精神已经嵌入我们的血肉之中，他的诗歌美学、心灵形态以及精神方式，已经成为我们内在精神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杜甫，都有一种关于中国社会、中国生活、中国老百姓的，非常微小但却认真、非常真挚也具有历史性的发现的时刻。所以对我而言，能和伟大的杜甫有一点关联时，我非常开心。杜甫用他的文字、他的诗歌，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和他们的生活，他用独有的文字和美学的形态把他们留在后世的中国人心灵深处。当我站在梁庄的村头，看到那里的房屋、道路和河流，看到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故乡亲人的时候，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触摸到了一千二百年以前的杜甫的心灵，我们在共同关注同一片大地、同一个人。

所以对我来说，非虚构写作和现实主义精神，可能是一种行走、发现和热爱。我想，杜甫辗转在中国的大地上，经历了战乱，看到了绝美的风景，也看到了每一个微小的人，所以写出了那么伟大的诗歌。对我而言，行走可能是一种发现。我喜欢背着背包走在大地上，去面向未知的生活，我希望发现生活、发现人、发现自己。在这样一个发现的过程中，非虚构写作的作者是低于生活的，我没有统领生活的能力，但是我愿意去发现生活。现实并非是平摊在我们面前，它需要我们的眼睛、我们内在的思想，也需要我们的事业。所以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发现、我的写作、我的行走，都是我试图跟这片大地“同在”的一种最大的努力。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和我的行走，和一千二百年前的杜甫先生做一种微小但却坚定的呼应。

为一座村庄书写一部长河般的生命史

“梁庄是河南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村庄，全中国有无数个这样的村庄，但这些村庄都有同一个中国”，一位豆瓣读者这样写道。

《梁庄十年》的沉静与绵长，只有在“梁庄三部曲”的完整记录中才能全部显现。这部长达十余年的非虚构写作，是一个视角不断内化、思考持续深入的过程。《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每一部都标记着梁鸿观察与思考的阶段性坐标，它们共同绵延成一条作者眼中动态而立体的故乡生活长河。

《中国在梁庄》——从乡村理解中国

2008年，梁鸿以“出走者”与“归乡人”的双重身份重返河南穰县梁庄，历时五个月的调查与走访，还原了梁庄近四十年的变迁史，将农村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的变迁和面临的现实危机呈现在人们眼前。

青壮年人口常年流动，农村整体失去活力；家庭教育不健全，农村教育困境重重；工业的侵蚀下，农村的经济和生态面临严峻挑战……

梁庄的改变深深刻进了乡邻不断向前的日子里。那是故乡，可又是那样陌生；那是中国已经或者正在逐渐消失的数十万个村庄中的一个。通过《中国在梁庄》，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所承受的悲伤都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人们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乡土。

《出梁庄记》——进不去的城与回不去的家

2012年，继《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将视线从故乡村庄延展到散落全国的梁庄人。她走访多座城市，追踪百余位外出务工的亲人、乡亲，记录他们在城市边缘的迁徙、挣扎与沉默。

“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跳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躯体的每一次摇晃，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过的路和所度过的每一分一秒都记录下来。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出梁庄记》讲述了走出故乡的梁庄人去了哪里、靠什么生存，他们与所在城市之间保持怎样的关系，他们的生活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出梁庄记》与其他讲述打工者的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选择了一个他们曾经的共同体——村庄。进城的打工者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在他们身上负载着厚重的历史，复杂缠绕的相互关系，以及传统而顽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进城是一个离散、漂移的过程，但同时，乡村与传统也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内心，潜在地支配或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梁庄十年》——长河边的故乡与日常

本次获得杜甫文学奖的《梁庄十年》，是“梁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

十年间，梁庄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梁庄人也在时代转折中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万敏，在北京漂流许久之后返回故乡的梁安，唯一一个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学军，吴镇的第一个千万富翁秀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乡，一些人则遭逢了意想不到的变故。时间飞逝，站在他乡与故乡、梦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少小离家的人们又将何去何从？

在这本书，梁鸿也穿过偏见与歧视，传递梁庄那些“消失的女人们”最真实的声音。“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久别重逢，女人们畅谈她们从小到大面临的种种不为人知困境：家暴、偏见、歧视、流言蜚语……“我想把她们聚拢在这本书中，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尽情欢笑、尽情玩耍。”

在《梁庄十年》的最后，梁鸿描写了一群孩子吃饭的聚会，叽叽喳喳的孩子们充满了生的活力。这座中原的小村庄，虽然饱含着疼痛，但又充满着希望。

非虚构写作——低于生活，又将生活托举

从《中国在梁庄》到《梁庄十年》，屡获殊荣的“梁庄三部曲”远不止是一部被大众所喜爱的文学作品。“百年之后如果有人想看一下中国当代的村庄，我想梁庄是可以的。”正如梁鸿所说的，非虚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捞那些可能被忽略的地方，用非虚构的方式，给被遗忘、被忽略但又充满价值的东西留下一份历史的底稿，留给后来的人们纪念和反思。

“非虚构写作的作者是低于生活的。”梁鸿反复提及的“低于”，是写作者观察的姿态，也是文本与现实的关系。

梁鸿

一次次返回梁庄，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倾听他们的喜悦与哀愁，梁鸿的写作来自田间地头的闲聊、深夜火炉边的倾诉，来自对一条河流、一座老屋年复一年的观察。处在这些时刻的梁鸿，仿佛又变回一个小女儿，站在那个庞大而陌生的现实的低处。

但当她把这些被忽视的角落重新擦亮和记录，文字又成为了现实的载体，托举着许多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托举着那些“微小但却认真、非常真挚也具有历史性的发现的时刻”。“梁庄三部曲”替我们发现了那些复杂的、隐蔽的、在高处的现实，又深刻地关怀着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段普通的生活。

这不是遥远的乡村故事，而是我们所有人来处的镜子。

附：“梁庄三部曲”总序

梁鸿：我与梁庄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远

梁鸿/文

2013年秋天，写《艰难的“重返”》时，我是在美国杜克大学的图书馆里。至今仍记得图书馆对面那个孤悬又绝美的教堂塔尖，每写几行字，我就忍不住抬头望向它。它当然一直在那里。塔尖直伸向天空，纤细、自在，又充满力量，塔身上的砖纹依稀可见，繁复华丽。大朵大朵的云浮在蓝天中，一动不动，好似永远在那儿，从来如此。

当时我是应杂志之约，对自己前后五年写作“梁庄”的过程做一个回顾。这一邀约来得非常及时。到美国的一个月，我其实无所事事。无论是坐在房间里，还是在大学图书馆里，我都无法找到内在的支点进行阅读和写作。这不单单是因为身处异国他乡，也与2012年底完成《出梁庄记》之后我的空虚状态有关。

远行并没有让我获得宁静，相反，那一丝空虚犹如细细的颤音，和孤悬的塔尖遥相呼应，盘桓萦绕。时间很慢，一些未曾被意识到的，却极为重要的东西逐渐回到心里。

谁又能想到，十多年之后，仍然是远行，这一次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在朋友邀约之下，我开始对自己写作三部“梁庄”的这十几年做一个回顾。

几乎是一种重复。时间没有向前，而是不断回旋，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思维方向又回到原点。

此刻，窗外天空寥廓悠远。城市的屋顶此起彼伏，掩在高高低低的绿树之中，看不到阳光，却能感受到灰云内部所包含的光线。突然间，阳光跃出云朵，那一座座屋顶像被一双大手抚过，霎时间明亮耀眼、清新芬芳，花朵、树叶、枝干栩栩如生，犹如神启，所有事物内部的核心在阳光的魔法下复苏，生机勃勃。

这让人困惑。我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什么样的可能带我来到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全然陌生的，却又似乎必然和我的生命发生某种联系的地方？

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出走、远行都是一种象征，既为了更清晰地界定你曾经“在”的地方，也是在扩张自己思想的边界，以更准确地理解那个曾经的“在”。只是，我没有想到，对我而言，有一天，“北京”也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成了远方的家。这多重的远离，让“梁庄”成为内核中的内核，“在”中的“在”。

我希望能真的走进它。

自非虚构写作在当代中国产生影响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现在，作为一种文体的“非虚构写作”已经被大家熟悉，这和2010年前“非虚构”无人所知的状况截然相反。当年，我把“梁庄”的稿子给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老师，一点都不知道他要放在哪里发表，而放在“非虚构栏目”发表获得社会的广泛反响之后，李敬泽老师一再表达，他自己也很意外。也正是这个契机，作家、评论家、媒体、大众等几种合力一起开始了一系列几乎是补救式的创作实践和概念完善。综观这些年的争论、批评和创作倾向，会发现，大家都急于拿一个现成的概念——不管是欧美已有的还是其他学科领域的——来界定“非虚构写作”的形式、边界和内涵，评判大于讨论，确定性大于扩张性，完成性大于未完成性。这对“非虚构”这样一个在中国还过于年轻的文体而言，似乎有点过于急躁。并不是说不需要去定义概念，而是，在它的创造性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好的文本和表达还没有真正出现时，就过于强调它的确定性和边界性，会不利于这一文体的真正发展。

我很认真地研究大家对我的批评：《中国在梁庄》里面的情感过于清浅，过于强烈，以至于遮蔽了人物自述部分。这是对的。我在《出梁庄记》中做了一些调整，但这些调整并非出自它要符合“非虚构写作”的规范，而是因为我确实觉得要保持一些距离。我对那些基于我不符合“非虚构写作”要求的批评并不认同，我认同我的写作有问题，但它的问题不在于它没符合那一要求。

其实，我很怀念我写《中国在梁庄》时的状态。完全内化的写作，我全部身心想的只是怎么样更好地传达我想要传达的，我不知道“人物自述”以那样的方式放在文本内部有没有先例，我丝毫没想到要担心这一点，我只是在努力面对“梁庄”本身，努力去呈现“梁庄”。我喜欢这样的纯粹。知识的边界、概念，都是日常所要关注的东西，当面对写作对象时，它们只是土壤，是冰山下面的那一部分。

十几年之后，我作为一位读者再来阅读《中国在梁庄》时，仍然会被其中某些情感所震动，那也是当初我的震动。我保留了这些，其实也是保留了最真挚的一部分。我想，之所以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读者读《中国在梁庄》会受触动，可能也有这部分原因。这些是双刃剑。它们是《中国在梁庄》的缺点，但没了这一点，“梁庄”还是“梁庄”吗？可能，早已被尘封到时间内部了。

我想表达的是，在真正开始写作之时，一个写作者也许要学会做减法，别考虑批评家的评价、同行的评价，别考虑经典的同类是什么样子。你考虑的只应该是：你要怎样更好地呈现你的写作对象。你要调动你的全部精力去应对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

经历了十年时间，写了三本“梁庄”，如果说我完全不受名利的影响，完全没有因为某些批评和建议去改变自己的写作，那可能有点虚伪。我想要写出更好的作品，这个“好”字当然包括希望得到同行和批评家的认同，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同。从负面来看，这会使我迎合一些东西，但从正面来看，它让我更加严肃地对待我所书写的生活和表达的形式，我希望它们能够留下来。我喜欢自己有这样的野心。一想到有可能二十年、三十年后还有人会去读“梁庄”，我就跃跃欲试，想立刻拿起笔，去写作，去感受梁庄里的每一个人和湍水里的每一种植物。

如大家所见，《梁庄十年》的叙事方式和角度有所变化。我在努力探寻非虚构文体的边界。一个概念的产生、发展和最后相对的固定，需要具体的文本支撑。好的文学一定要有开拓边界的能力。有批评家认为《梁庄十年》有点像小说，叙事性过强。我想要强调的是，对我而言，《梁庄十年》是非虚构文学作品，甚至，它比前两本书都更加“非虚构”。因为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关注那些低入尘埃的细节和存在，这些，在大叙事里面，往往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并不是在一种轻松随意的心情下进行的写作，相反，它是在经过更加细致地琢磨之后的书写。书中的叙事性并非为了讲故事，而是为了让现场更加具有多向性和复杂性。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梁庄十年》之所以如此日常化、细节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心态变了。

写作《中国在梁庄》时，我是第一次以一种思考状态回到梁庄，第一次去凝视具体的梁庄和梁庄人。我之前也认识他们，但从来没有认真凝视过他们，这些就在我身边的亲人，我好像是第一次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和生命中最沉重的时刻，我好像突然意识到我童年生活过的村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在梁庄》中的“事件”大于“日常”。我着重于书写梁庄人生命中的“震惊”时刻，五奶奶的孙子被淹死，堂伯的丧礼，春梅的自杀，村庄小学变为猪场，扎根在湍水里的挖沙机，等等，那些“震惊”时刻无一不携带着大的时代痕迹。我想，这是一个初次“踏入”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都会有的震惊，你会惊讶于它内部的复杂性。新生与废墟，传统与现代，它们以极为矛盾的方式镶嵌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内部。

这是我写《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时的内心。我常常震惊于梁庄身上变形了的“时代性”，它完全破碎于梁庄古老的灰尘和泥淖之中。我也常常震惊于梁庄的“整体性”，当沿着梁庄人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行走时，我意识到，所谓“结构性变迁”这样的词汇简直太苍白了，它让无数农民的跋涉、寻找，无数家庭的分离、想念，无数种遭遇，变为一个冰冷的集合性陈述，“个体”不见了，只有路途上背着行囊艰难行走的“群体”，他们被作为一个符号叙述。

在这样庞大的“时代”和“整体”面前，我几乎有些迷失。我把自己放进去太深了。读者也被我的情感带进去了，他们执着地问我：“那该怎么办？”他们看了两本“梁庄”，既为之感动，又非常不满。“那该怎么办？”他们大声发问。在几乎每一场公开活动上，我都会被这样大声提问。

“那该怎么办？”刚写完《出梁庄记》的那一年，我也特别纠结于这一问题。我重新回到老家，沿河行走，我加入乡村建设的团体，去跟着他们做各种活动；我回到老家，试着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看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我看到更多的难题。我看到乡村改变的艰难，看到大家的迷茫，深刻感受到自己的人微言轻。我不知道怎么办。另一方面，在文学场内，我在面临另一场战争。我深知同行和批评家的态度，“梁庄”既不是标准的非虚构作品，也不是标准的文学作品，“当社会学大于文学时，那肯定是你的作品出问题了”，一位非常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非常反感读者提问他书中所涉及的相关社会问题，他认为那是对他的非虚构写作审美性和艺术性的否定。他的这种态度让我意识到我处境的尴尬和某种微微的羞耻。

这真的就是一种否定吗？我问我自己。

我该如何继续书写非虚构作品？如果我还要写的话。

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没有找到能说服我自己的答案。我只能说，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因为阅读“梁庄”，无数的读者想到自己的家乡，想到自己的过去，想到有这么广大的现实存在，他们在感受，也在思考。同时，也因为这样的写作，我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在不断生成。这就够了。这难道不是文学应该具有的“内部精神”之一吗？

这当然是一种自我安慰。但也只能如此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写《梁庄十年》。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这样“重复”书写是非常危险的，也极容易被诟病。太长时间浸染在一个事物中，思维很容易被局限。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固定模式，哪怕你不断提醒自己。

两本“梁庄”其实已经够了，我不是那种能够下苦功夫去做更多实地调查的作者，我还是更喜欢书房以及书房里的生活——看书，思考，写作，发呆。我的那张极易过敏的脸是我和现实世界之间最根本的障碍。

但是，事情从来不会按照你所想的去发展。这正是人生有意味的地方。这十几年间，在和家人打电话时，我自然而然地听到梁庄的一些事情，哪家娶新媳妇了，谁去世了，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等等。有时，也会有老乡打电话过来说来北京了，于是，一顿饭下来，梁庄的近期新闻清清楚楚。更多的是，每年的几次回家，我也像往常一样，先是父亲、哥哥带着我，逐渐地，姐姐们、霞子加入进来，又有梁安、丰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在村里转悠，聊天，吃饭，喝茶，看打牌，开心极了。从表面看来，梁庄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梁庄村头的树也一成不变，可是，身在其中，你就会敏锐地发现，村庄北边墓地里的坟已经侵占到路上了，村庄东头屹立多年、几乎成为路标的那个小房子终于彻底倒塌了，五奶奶又矮了一些，梁安胖了，霞子和前夫的关系好像又微妙起来，湍河的水量比往年夏天大了，等等，等等。

令我自己诧异的是，我始终对这些充满好奇心。我没有厌倦，没有审美疲劳，每次回梁庄，我兴致勃勃地回去，充满想念地回来。实际上，我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每次妹妹给我打电话叙说梁庄里哪个人的故事，我立刻就想回去见到，我想和那个人一起去走亲戚串朋友，想坐在他面前，听他讲自己的事情。我想请他吃饭、喝酒，陪他高兴、悲伤，或者只是玩耍。

这是我完全未曾想到的。

我仔细想了想，也许，令我如此充满好奇的原因，是未知性，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的前行，是必然的老去和新生，是连主人公自己都不知道的未来的人生。其实，无论身处世界上哪一个角落，每个人都在这人生的舞台上完全不可逆，完全不可预料。所不同的是，因为我持续的书写，“梁庄”的舞台性变得鲜明。我想看梁庄里的每个人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径，想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会把湍水带往哪个方向。

生命的变化、时空的变化从未以如此细微却又清晰的方式被显现出来，它是如此丰富，如此复杂，充满美感和幽深的意味。

也正是在这样持续的观察中，一些更为深层的存在被一点点发现。我常常说，“非虚构写作”中的现实并非就是描述一种现实，就好像有一个现实不言自喻地放在那儿，谁来写都一样。不是这样的。非虚构中的现实包含着“发现”，因为现实有着无穷无尽的内部。就像在写《梁庄十年》第二章时，我突然发现前两本书中很多女性都没有姓名。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我才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女性都没有姓名，春宝娘、祥林嫂、吴妈、小尼姑，不是作家不想赋予她们名字，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就没有名字。“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鲁迅在《祝福》中的这几句非常简洁又形象地勾勒出祥林嫂的“无名”状态。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适用。

对我而言，单单意识到梁庄女性的“无名”状态，就花费了十年。因为这一切太日常化了，日常化到我们根本忘记了这样一个坚固的存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观念方式，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到底有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我还会在“梁庄”有什么新的发现，我不知道，我很期待，我几乎把这种期待看作一种学术上的无穷探究。

无论如何，我喜欢这样的发现，细节的、个人性的、日常的发现。它们也许没有前两本“梁庄”那么宏大和整体，但是，它试图展现生活的另一面，“外面”和“里面”，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时间的、空间的和历史的梁庄。

写作三本“梁庄”，十年，或者更久，我在变老，我和梁庄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远。“近”是因为它一直在你心里生长，你和它一起经历春夏秋冬，生死轮回，多少人出去打工，多少人回镇上做生意，多少人回村盖房子，多少人回来抱孙子，来来去去，每一个人的去世都是亲人的去世，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亲人的出生。村后土地种的艾草有多旺，河道的水在夏天涨出多少，你都知道，就好像它就在你身边，你就在其中。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当年必然的离去成为今天更加亲密的前提。它在你心中闪闪发光，不是它有多美，而是因为，它是你的亲人，是你生命内部的某一部分。

“远”是因为随着生活轨迹的变化，我在不断远行，离梁庄越来越远，离我熟悉的生活也越来越远。就像此刻，我身在异国的房间，看着窗外层叠递次的风景和来回旋飞的海鸟，觉得自己像是被流放到了世界的某一角落，孤悬在时间和生活之外。说到底，在内心深处，人都有一个核心，与那个核心相关的空间、时间、人是你的家和你的归属，你所有的时间感和存在感都是相对于它而言的，都是以它为中心辐射出去的。这一空间感和时间感是我们思考的前提和起源。

我刚刚放下电话。是老家的姐姐打来的。她罕见地没有使用视频通话，而是用了语音通话。这不符合她一贯的风格。姐姐欲言又止，最后说，梁庄的老屋在前两天被拆除推平了，因为政府要清除危房。等她得到消息，从县城赶回到梁庄时，家门口已经空空荡荡。在听姐姐这样说时，我的思维和情感处于奇怪的停滞状态，我平淡地说，拆了就拆了，既然是国家政策，再说，老屋早已是危房，也早就住不了人了。聊了几句家常，我们挂了电话。

我看了一会儿窗外，转过身，开始做家务，洗碗、拖地、擦窗。一滴眼泪突然掉了下来，然后，一串串眼泪往下掉。有什么东西在心脏里一下一下捶击着，我努力压抑自己，不让自己发出号啕的哭声，尽管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梁庄的老屋没了。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在的我自己。我在异国的城市里，想象着梁庄的空荡荡的家。我的心很疼。

（本文整理自“梁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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