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北京的天刚转凉，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院子里落满了槐树叶子。
那天早上，沈醉起得特别早。
他穿着发白的旧棉衣，一边刷牙一边往大门口张望。
有人说，当天中央要来公布第一批特赦名单。
他不是没想过自己会在里面。
可没想到名单贴出来之后，叫走的人一个接一个，全是那种打过仗、报过功的旧将领，像杜聿明、宋希濂这些人。
沈醉站在墙边，盯着那张纸看了好几分钟，最后默默回到屋里，一言不发。
徐远举也没说什么。
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铅笔，拨了拨削刀，慢慢地削笔头。
削好之后，他看了眼沈醉，说了句：“你会出去，我不会。”
沈醉当时笑了，觉得他是在安慰自己。
可谁知道，几年之后，这话竟然一语成谶。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徐远举，1914年生，湖北人，黄埔武汉分校第七期出身。
那时候家境不宽裕，但他是个狠人——从小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1930年刚毕业就被派去江西“剿共”，一开始只是个排长，很快升到副连长。
再后来被调去南京参加军统培训，就这么一步步，成了戴笠手下最得力的人之一。
说他狠，不是说他办事利索，而是他真的动得了手。1946年在成都，闻一多遇刺之后，市民自发组织追悼会。
徐远举亲自带人冲进去，场面一片混乱。
那天有好几个学生被打伤，组织者被抓，连现场布置的挽联都被撕了个干净。
他不只是搞破坏。
在昆明，他直接指挥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人数多的时候，一天能抓几十个。
有人说，那几年凡是被他盯上的人，基本就回不了家了。
到了1949年，西南成了国民党的最后据点。
徐远举被派去云南，接手军统特务系统。
可那时候大势已去，卢汉已经暗中和中共联系。
结果还没等他部署完逃亡路线，就在昆明机场被公安逮了个正着。
沈醉那会儿也在云南，不过没被抓，是被卢汉软禁的。
说来讽刺，他们两个曾经是戴笠身边的“军统三剑客”，一个在机场被捕，一个在省府喝茶时被锁了门。
就这样一前一后，被送进了功德林。
功德林这地方，不只是关押战犯那么简单。
那会儿国家刚成立不久，很多政策都在摸索。
对这些旧政权的高级人员，既要防着，也要改造。
说白了，就是看他们能不能真正悔过，能不能成为“可用之人”。
沈醉改得快。
他写检查、讲历史、还主动帮忙整理军统档案。
后来有干部说，沈醉的口述材料价值很大，很多军统内部情报系统的运作方式，就是靠他补全的。
沈醉自己也清楚，想要活下去，得配合。
徐远举也写，也讲，但他从来不主动。
有一次干部问他：“你怎么看待过去的事情？”他只说了一句：“我做过的，都记得。”
他没喊冤，也不回避。
但也从不多说。
这跟他过去的风格很像。
他是那种人——不信命，但认账。
1959年，国家开始第一轮特赦。
沈醉满心期待，结果落选。
他有点想不通，觉得自己表现也不差。
那天晚上，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几圈，最后坐下叹了口气：“是不是罪名太重？”
徐远举摇头：“不是罪重，是身份问题。”
“你我都是军统的。”沈醉说。
“军统也分人。”徐远举没看他，只是继续削铅笔，“你是搞情报的，我是动刀子的。”
沈醉一下没接上话。
那晚，两人都没睡好。
几个月后，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
沈醉在其中。
走之前，他特地来看徐远举。
两人坐了半小时，没怎么说话。
快走时沈醉回头问：“你真不觉得还有机会？”
徐远举笑了笑：“你出去吧，别再回来看我。”
从那以后，他没再提过特赦的事。
他在功德林待了整整24年。1973年冬，他因为肺结核住进所里医务室。
那年冬天特别冷，被子都不够厚。
他嫌做衣服的犯人手艺太差，跟人吵了一架，气没消就中风了。
脑血管破裂，当晚去世。
没人为他送行。
也没人再提起“徐猛子”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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