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夏，上海刚刚解放。
市中心的电话铃声，响得清脆又突然。
“蔡参谋，你母亲到了，在军管会。”
电话那头的人语气平静，可蔡群帆的手却顿住了。
他刚从前线抽空回家探亲，结果家里院门锈迹斑斑，屋里空无一人。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问了邻居，没人知道他母亲去了哪里。
有人说看见她几年没露面了，也许是逃难走了。
可现在，军管会告诉他，母亲来了。
他穿着军装，走进军管会的会客室。
一眼就看见了她。
一位瘦小的妇人，身板挺得笔直，满头白发，穿着一套笔挺的军装，肩章清晰，军帽压得低低的。
她站在那儿，和市里来的干部说话，声音不高，却特别有底气。
蔡群帆愣住了。
直到她转过身来，眼神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眼里慢慢泛起泪光：“是你啊，群帆。”
谁能想到，这位连级干部，竟是几年前音讯全无的母亲。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那会儿的上海，战争还没结束，但日军已经撤退了。
城市表面看着还算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日本宪兵撤了，国民党的特务却没闲着。
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
杨凤珠原本在城里生活，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丈夫早年去世，长子战死，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儿子蔡群帆。
那时候她五十出头，个子不高，走路总带点风，操持家务从不含糊。
蔡群帆参军后，没过多久，家里就开始被盯上了。
有人上门打探，有人半夜敲门。
她不敢多说话，弄坏的锁自己修，门窗一夜不敢合眼。
后来连邻居都劝她：“走吧，别熬了。”
她没走，直到有一天，一个人悄悄找上门来。
那人她认识，是蔡群帆的老同学，穿着便装，说话却带着军人的口气。
他告诉她，上海不安全了，有人要抓她，必须马上离开。
她没多问，只收拾了一点东西，跟着走了。
一开始去了苏北，后来又转到山东，那是根据地。
她没什么文化，也不会拿枪。
到那儿时，只能干点后勤杂活。
有人让她去种菜，有人让她挑水，她都干。
可她更在意的是，前线的战士穿得太差。
冬天冷，棉衣破，鞋子也露底。
她说：“我儿子也在外面，我知道风雪里的滋味。”
她主动申请到缝纫小组。
那时候的缝纫机是脚踏的，机器老旧，灯光昏暗。
她白天干，晚上也干。
别人累了她还在踩机器。
有人拦她，她就说：“我不干活，心里不踏实。”
小组里没人比她年纪大，但也没人比她更拼。
有一回，前线急需冬装，她带着人连夜赶制，没睡五个小时。
衣服送上去那天，连长专门写了张感谢条，贴在缝纫间门口。
半年后，她被提拔为缝纫队负责人，再后来成了连级干部，协助管理一整个后勤系统。
她从没想过自己能穿上军装。
可那天配发军装时，她什么都没说，只在内衣口袋里缝了一小块布。
那是她离开上海前从儿子旧衣服上剪下来的，红布上还留着一个“帆”字。
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这块布不能丢。”
很多人都记得她每天晚饭后一个人坐在门口，摸着那块布，低头不说话。
战争结束后，四野部队开始南下支援接管。
她随部队到了上海。
她没说自己是上海人，也没说儿子在哪。
直到军管会接待干部问她有没有亲人，她才拿出那块布，说：“我儿子叫蔡群帆，听说三野的，不知道还在不在。”
登记员一听愣住了，马上去查。
几天后，电话就打到了蔡群帆那儿。
重逢那天，母子俩坐在会客室里说了很久。
周围的人都没打扰，门口的值勤兵悄悄把门带上了。
他们没哭，只是一直握着手。
她的手满是老茧，蔡群帆的手也粗糙，都不再年轻了。
后来他们一起走出会客室，阳光正好。
她走得慢，他没有催，只是搀着她，一步一步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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