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的一个傍晚，瓢泼大雨浇透了贵阳大南门外的黄泥路。一个二十出头的通信员顶着风，快步把一份文件送进贵州军管会办公楼。文件第一页夹着一张泛黄纸条，纸条上四个字——“代我传声”。接到纸条的陈老哭了，他握紧拳头说：“林青、刘茂隆没白走。”就此，一个发生在十四年前的生死抉择，再次被提起。
时间回拨到1935年7月，贵州的白色恐怖堪称窒息。省工委几处秘密据点连续暴露，原因是叛徒递出的密报。7月19日下午四点，贵阳厚德巷那幢青砖二层小楼门口突然多了几辆带篷卡车。十几名特务冲进去，刘茂隆和另外三名同志来不及隐蔽，被铐出门。晚上，林青带人前来开会，也被一并抓获，共十八人。
这里得插一句，林青当时25岁，刘茂隆24岁，满打满算精壮年，可两人身份分量完全不同。林青是贵州省工委书记，中央与贵州之间的联络线几乎全靠他，而刘茂隆虽是常委，更多承担外联联络和行动策应。敌人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审讯室里“好话威逼”齐上——权、钱、官帽子，摆满桌。结果很直接：一句“休想”让皮鞭、竹签、老虎凳登场。林青被打断双腿，刘茂隆遍体鳞伤，仍不吐半个字。
8月初，两人被关进贵阳城北石板井监狱。负责看押的一名年轻看守，自称李玉青。开始两人对他提防得很，他却悄悄在木碗底写下“自己人”三个字。再次送饭时，木碗转了半圈，让刘茂隆看见。几番暗号核对，确认李玉青就是失联多时的地下党员董亮清。
几天摸底后，董亮清低声告诉两人：“狱卒每晚十点押人去茅厕，这段路只有我一人跟着。我只能放走一个，你们定。”短短一句话，把选择的刀口推到两位烈士面前。
夜深牢房里，一阵沉默后传来争执。
“救刘茂隆，他腿脚好。”林青压低嗓子。
“不，救你，省委工委不能断线。”刘茂隆坚持。
两人互不相让。最后林青用命令口吻结束：“听我调度，这是组织决定！”说完，他拍了拍刘茂隆的肩膀，“到了外面，立刻去找秦天真，把工委保存下来。”
9月5日深夜，牢门吱呀一声响，董亮清提着煤油灯领着刘茂隆去“放风”。拐过墙角，他把钥匙塞进刘茂隆手里，仅低声叮嘱一句：“跑！”随后拍门自报有盗贼，吸引其他看守。刘茂隆借夜色跃出围墙，跌进野沟，忍痛翻山而走。此时的林青在牢内，用木碗敲击铁栏——引开注意。
随后数日，省城风声更紧。国民党贵州当局又恼又惧，草草决定公开处决林青，借此震慑地下党。1935年9月11日清晨，行刑车在贵阳凤凰山脚停下。林青被架下车，双腿尚不能直立，他索性跪坐土地，昂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必胜！”一名特务见状慌了神，拔刀狠狠捅向他的嘴。鲜血喷溅，但歌声并未中断，直到枪声响起。
另一边，刘茂隆在秦天真等人的掩护下，三天三夜转移到遵义山区，随后辗转川南继续情报工作。1936年秋，他写下一篇两万字长文《血祭凤凰山》，托人带去上海《作家》杂志社，希望以文字为战友存证。编辑收文后因形势紧张未能印行，这篇稿子在沦陷与反攻的夹缝里辗转四十余载，直至1981年才在《贵州文史丛刊》刊出，全稿只加了一个说明：“作者生前未改一字”。
值得一提的是，董亮清的命运同样悲壮。放走刘茂隆当夜，他被疑为“失职”，解往省军法处审讯。因证据不足，又逢前线吃紧，敌人草率将其投入镇远监狱。1944年秋，镇远暴动时，他趁乱越狱，后投奔川东游击队，抗战胜利后回贵阳，直至1953年才恢复党籍。每逢清明，他都要到林青墓前站上半天，背诵那段决绝对话。
回头想，1935年的那个抉择事关生死，也事关贵州地下党能否延续。救林青，或许能在极短时间保住核心；救刘茂隆，则可让接应更顺畅，减小暴露。林青硬把生机推给同志，表面看似牺牲自己，深层却是出于组织全局的冷静判断。正因为那个判断，贵州地下网络仅两个月就恢复联络，继续为中央红军提供情报。后来四渡赤水反围追，中革军委作战图上许多关键地形标识，正来源于他们早先偷出的军用地图。
有人问：地下党的成功靠什么？答案或许就在这次选择里——纪律、情义、牺牲，三者合一。单靠热血，撑不住酷刑；光讲纪律，面对生死不会主动担当；若只顾私人情义，又怎能护全大局？林青、刘茂隆、董亮清，用不同方式给出了回答。
“代我传声”那张纸条，其实是林青被押赴刑场前让狱友带出的。他要后续同志记住密码、交通点，以及一句话——“星火不熄”。十四年过去，新中国即将诞生，贵州地下党在这句嘱托里熬过最黑的岁月。陈老将纸条放入文件袋，抹去雨水，走进灯火通明的办公室。窗外雨声仍在，但天亮的脚步，已经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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